不仅是资源上的掠夺，在美国人的眼中，中国人还是那么贫贱可欺。他们在城市中肆意妄为，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哪怕撞了人，甚至是撞进了别人家的商店，他们也会毫不在意地扬长而去。
悲哉中华！一个贫弱的国家怎能保护自己的国民不受伤害？！
抗战之中，国民党部队中有许多的士兵都负了伤。平心而论，他们的确为保家卫国做出了他们的贡献，是值得尊敬的。但是他们依仗着自己是老兵、伤兵，横行街里——吃霸王餐、强抢商家物品，使饱受八年苦难的百姓再受欺压。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官僚大肆贪腐，搜刮民财，经济上搞得一团糟。物价飞涨，导致“金元劵”贬值，出现了钱要拿麻袋装，装完了就要马上花掉的现象，因为第二天这些钱没准儿就成废纸了。
解放军打过长江之后，国民党败走台湾，已是大势所趋。
三年的解放战争时期，整个赣州都是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下，谣言四起，诋毁共产党和解放军的言论不绝于耳。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不少人担心这一场战争又会让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是赣南的人民经历过土地革命的历练，这里是红军的故乡，老百姓期盼着即将到来的曙光。国民党从赣南撤退时，投掷了炸弹，把机场、东河大桥、公路都炸了个粉碎，国民党军队撤离的第三天，赣州显现了从未有过的寂静，市井上变得井然有序。
1949年8月14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赣州，人民敲锣打鼓来庆祝这久违的喜庆，赣州自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
解放军进城的时候，大家欢呼雀跃地去迎接他们。解放军纪律严明，进城之后秋毫无犯，士兵们就睡在马路上。记得有士兵来我家借水桶，用过之后还要给我们钱。我父母很感动，说要把水桶送给他们，可他们坚决不要，不仅最后把桶还给了我们，而且还坚持要给我们一些钱，后来才知道，这叫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战火交织的小学与中学时代
1949年冬，时逢解放后我初中毕业，自此我便开始了催人奋进的高中时代，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时常去新华书店和赣州公园中的赣州图书馆，有时我会一鼓作气地学习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新民主主义论》，还读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后来还陆陆续续看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杂文《为了忘却的纪念》；自传体小说《我的童年》；传记体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等。
解放后赣州的团市委（那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团结教育青年学生方面做得非常有成绩，在寒暑假组织青年学员指导赣州市学联和学校学生会的活动。赣州市立中学和江西省赣州中学（简称“省赣中”）曾组织演出过大型的话剧和歌舞剧，如《北京人》、《思想问题》、《三世仇》等。
从解放后到我上大学只有短短的三年多的时间，国家似乎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参军参干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这些我们都是亲身经历过的。1950年冬天，我参加了“土改冬学”工作，教农村兄弟识字，宣传土地改革法。到了1951年我去了夏汶乡参加了正式的土改工作队，同年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抗美援朝参军参干运动中，我担任赣州市立中学学生会主席，曾主持过在朝鲜前线牺牲的赣州市立中学校友的追悼大会。
这三年多的时间也让我成长了许多，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热爱新中国，热爱共产党的意识逐渐萦绕在我的内心。刚刚解放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美帝国主义出兵朝鲜，威胁着中国的安全，但国家的经济基础却依旧脆弱。虽然当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包括一批工业项目，但是此时此刻我们最缺少的却是建设新中国的技术人才，可以说我们是一穷二白。
1952年国家实行了全国统一高考招生政策，号召高中毕业生积极报名，当时赣州市在省立赣州中学设立了赣南的统一的考场，同时还号召知识青年要立志投身新中国的建设。我本应在1952年秋高中毕业，但此时国家决定让我们这一届的高三春季班提前半年毕业，将高三下学期的课程并入上学期的教学计划中，这样就导致了提前半年毕业。学校为了让我们全部能够考上大学，于是给我们开办了相关的高考夏令营，在学校自习，这样同学之间可以在学习上相互帮助，提高复习效率。
高考渐渐地临近，填报志愿也是渐渐逼近，对于未来我要从事何种工作，已经成为不得不去思考的问题。自幼我钟情于文科，爱文学、历史、地理、书法和绘画等，也喜欢各项体育运动，诸如篮球、排球、足球等。记得读书时每年夏天都会在江边游泳，五六百米的贡江可以一口气游到河对岸，这与我自小喜爱水有莫大的关系。当时我家就位于赣江边，这里每年都会遭受到洪水的侵扰，由此我的父母亲也是自小习惯了与水作伴，洪水袭来时他们就会搬到楼上去住。赣南年平均降雨量为1800毫米左右，因为赣南地区大多为山地丘陵地区，而其上游为山区河流，水势来得快退得也快，一般一天多的时间就会退去。
记得小时候在夏天院子里纳凉时，常常听到父辈们回忆着乙卯年（1915年）赣南地区洪水突然暴涨的可怕情景，听着他们细细地叙聊。那年赣州的城墙顶都被洪水淹没，可以看见从上游漂来的房顶和被洪水淹死的浮尸，家养的牛、猪的尸体也是常见的事物，听着他们口中的话语，我完全可以想象出当年悲惨的景象。但大人们也会说起洪水带来的好处，像我老家白田村的农田，被洪水淹过之后，土地就自然变得肥沃了一些，所以当年的收成也会好很多。小时候，我们喜欢在洪水退去后，用三角形的渔网或是渔兜放在池塘的塘垠上，看着三五成群的鱼儿往网中游去，这样通常不一会儿就可以捞到很多鱼。
也是因为我喜欢水，所以当时看到报纸上报导有关苏联的“五海通航”的建设，要建设伏尔加—顿运河、齐姆良水电站，这些称为“共产主义建设工程”，而且这样大型宏伟的水利工程深深地吸引了我，于是我放弃了学文的志愿，决心学习水利专业。当时我报考了武汉大学水利系专业，这是我的第一志愿。最终我也如愿地被武汉大学录取，踏上了我的水利梦想之路。我从未后悔我所选择的专业，因为水是生命之源，水利不仅是农业的命脉，也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
辉煌的大学时代
武汉大学位于东湖之滨，坐落在风景如画的珞珈山，当时学校专为水利系的学生新盖了两栋宿舍楼，距离宿舍楼不远的地方就是山坡下的学生餐厅。
国家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1952年毕业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除少数被挑选留在地方上工作外，其余几乎全部考入了大学。与此同时，国家还从在职的干部中，挑选了有高中学历的部分干部进入到大学培养，他们这一批人被称为“调干生”。当时我们全部享有公费，每个学生每月的伙食费是12.5元，而且还附有每月3元的生活费。书籍、讲义、绘图仪器和计算尺则是由学校统一供给或是借用。“调干生”每月在这个基础上还额外有十几元的生活津贴，这样可以补贴家用。
当时国家经济还十分困难，经济尚处在恢复时期，党和政府真是含辛茹苦，为培养建设新中国的众多人才，做出了如此英明的决策。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责任很自然地应该落在我们的身上。而且我也懂得珍惜眼前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立志要刻苦学习，不辜负这一历史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