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出生环境
我出生在甲戌年六月初一晚，时为中华民国23年，公元1934年7月12日。我母亲曾跟我说起过，在我出生时，她用一条围裙将我包裹，故此，我得了一个小名：“小大裙子”。
江苏省涟水县前进镇
我的出生地涟水县前进乡（现已改镇）东潘庄位于江苏省北部，通常称为“苏北”。江苏省习惯上分为苏南、苏北，苏南自古繁华，苏北则比较贫穷落后。我家离城镇较远，偏僻闭塞，交通不便。我出生之时，家乡处于国民党政权统治之下，地方基层实行保甲制，规定以户为单位，十户编为一甲，设甲长；十甲编为一保，设保长。我对保长、甲长没什么具体的印象。印象较深的是，那时土匪猖獗，常入村“抬财神”，即把某户人家老人、小孩抢走，然后令那户人家交赎金换人。我的邻居家就被土匪抢走过一个近两岁的小孩。由于社会治安毫无保障，老百姓只能自己组织起来打更守夜，当时每个村子都有一处岗楼，有人站岗，遇有动静，便通知村民防备。我父亲便曾于晚上在岗楼上放过哨。那时村中民风淳朴，邻里之间和睦互助。
当时的农业生产非常落后，主要靠人力、畜力劳作。除耕作时用畜力外，锄、收等都靠人力。牛、驴等家畜是农家的宝贝，因为没有机器，只能靠牲畜来分担一些劳动量，磨面时，可以使牛或者驴拉着石磨盘。当时农产品加工也多靠手工，稻谷收割完后，需放入石臼里舂，以去掉外壳，榨油也是用的土办法。实际上，当时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跟几千年前并没有大的区别，但也并非无小的变化。这类变化，从“洋”字开始，即渐渐地有工业品进入农村。火柴被称为“洋火”，煤油则叫“洋油”，钉子叫“洋钉”，机器织的布匹叫“洋布”，机器磨的面叫“洋干面”。
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母都是世代相传的普通农民，没有做官的背景。我家是一个走下坡路的自耕农家庭，土改后划为中农。我出生时，家中有二十多亩薄田，另有八间土墙草房。平日家中多吃粗粮，如玉米、白薯等，白面、大米则很难吃到。家中能自给自足，基本不用雇长工，只是偶尔会雇短工。父亲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母亲有时候也下地帮忙，做些锄地、收割之类的农活。
父亲是个老好人，喜欢帮助别人，总体来说是个本分的农民。但他有个不好的嗜好，就是好赌。我记得在我两三岁还不怎么会走路的时候，父亲抱着我去赌钱，到了赌场，他把我放在旁边，主人家则看着我。父亲赌钱赢少输多，因此致使家境渐渐贫困。据说家中原有三十多亩地，到了父亲这一辈，就剩下二十多亩了。父亲有时一赌就是两三天，家里的事也不管，为此，母亲总跟他生气。母亲性格比较内向、软弱。母亲姓徐，她妹妹（即我的姨母）则姓左，因外祖母改嫁过，原夫家姓徐，后来带着我的母亲到了左家。母亲17岁出嫁，比父亲小8岁，结婚之后第二年便有了我。在我出生之时，奶奶已经七十五六了，等到我6岁的时候，奶奶就去世了，所以我对奶奶的印象不深。我是家中的老大，下面有个妹妹，妹妹比我小4岁。小时候，我们虽不必愁没有饭吃，但是零花钱却没有，生活起居也很简朴。洗脸时，在烧完饭后的火上坐上盛着水的罐子，待水热了，用粗毛巾蘸水抹把脸，一家人共用一条毛巾。睡觉也是，几口人睡一个大床，只有一条棉被。衣服则都是母亲做的。
我小时候身体不好，还因抬水被压伤过一次。那时我刚5岁，父亲让我跟他用木桶抬水，他让我在前面，他在后面，扁担上肩膀的时候，我一下就被压伤了，后来开始不停地咳嗽。为此，大人们宰了老母鸡给我补身体。虽然我是老大，又是男孩，但在家中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不怎么受宠。我从小就得干活，烧火、扫地、下田、捡粪（赶早捡牛粪，以作肥料）等。我在上小学的那几年，各种农活都会干了。
共产党在家乡建立抗日根据地
共产党来到我家乡，对我一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1939年，日军占领涟水县，并在县城及涟水重镇高沟镇设立了据点。日军一来，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逃，连行李碗筷都顾不上拿，十分狼狈。尔后，新四军来到了村中，初名为“淮河大队”，只有几十个人，穿着旧军装，到普通农民家中吃“派饭”。因我们那儿地处偏远农村，日军不重视，所以共产党容易在此开展工作。他们在贫下中农间做宣传工作，了解附近的恶霸地主、土豪，寻机端掉这些势力并缴获家中枪支、粮食等。通过一系列的工作，共产党在此建立了根据地。继而，共产党发动农民打“日本鬼子”。成年人组织“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我们小孩则组成“儿童团”，我10岁时便成了刘圩乡儿童团的团长。儿童团员负责站岗、放哨、募捐，还经常开会，唱抗日歌曲。募捐的时候，我们挎上一个篮子，各家各户都拿出自家的鸡蛋，用以慰问新四军。
我们家中曾住过新四军。因家中缺床，我们就将门板卸下来当床板。新四军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不但纪律好，而且常常帮群众挑水、打扫院子。我虽然之前对共产党了解不多，但当看到他们来了之后的这些做法，感觉很亲切。有一首歌，到现在我还记得：“河里鱼儿要由水来养，共产党的军队要老百姓来帮，新四军打仗在前线，老百姓帮忙在后方。军民团结一家人，赶走鬼子享太平。”就是说老百姓是“水”，新四军是“鱼”，鱼离不开水，显示了军民鱼水情。在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群众抗日情绪高涨。日本鬼子有时下乡“扫荡”，我们老百姓只能躲避“跑反”。鬼子进村后，杀猪、杀鸡、抢掠，无恶不作。
新四军三师第四支队经常驻扎在我们村中，县政府也常驻于此。鉴于敌我力量悬殊，新四军一般不与敌军正面交锋，而是寻找机会打游击战。“高杨战斗”是新四军主动袭击鬼子据点的成功战例，至今人们记忆犹新。
小学时光
自5岁起，我便开始在离家不远的汪圩上小学。那是一所新式学校，为当地开明绅士所办，教授语文、算术、常识等课程。小学阶段，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比较好，因为我求知欲较强，能主动学习，而且认真努力。此外，我还常帮家里做些农活，耕地扶犁。那时我只比犁高一点点，扶犁需很大劲，而我人小体弱，所以扶起来很费劲。此外我还耙地，推独轮车。由于劳动的时间多了，所以学习的时间少了，我常常在夜里点上素油灯（那时煤油较少）学习。好在我学习效率比较高，虽费时不多，但学到的东西却不少。
小学离家约有二里地，每天我都要步行两个来回，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再去。小学期间，除了念书、干活，还有儿童团的活动，因此玩的时间很少，只是偶尔玩跳格、下棋等。游戏时间虽少，但那些年的小学时光给我留下了很多精神财富。共产党的教育使我终身受益，他们为我树立了榜样，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整个小学阶段，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事便是在儿童团的活动。自10岁当上乡儿童团团长后，乡儿童团的活动都由我来负责。活动的主要形式便是去松树林里开会，内容则是宣传抗日、唱歌。儿童团的深层意义便是让孩子们能够从小树立一种爱国意识。在我10岁的时候，从延安来了一个由青年组成的“延安旅行团”，旅行团组织我们这些学生去参加野营，组织我们学习、开会、讲演，使我们受到延安精神的熏陶。1945年，日本投降，因地处偏僻农村，家乡并没有多大的动静，在我印象中也并没有庆祝之类的活动。但当老百姓得知鬼子被赶跑、抗战胜利时，心情还是很激动的，因为毕竟我们摆脱了当亡国奴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