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校的集中学习结束了，我选择了内河水道及港口系（简称“水港系”）。从1952年到1954年，原先综合性质的武汉大学分立出很多独立的院校，如华中工学院、华中农学院、武汉水利学院等。1954年底，我们的校徽就变成了“武汉水利学院”，但校址不变，仍旧在珞珈山，依山傍水。
在武汉的3年曾经有过许多美好的回忆，同学间的情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五十几个人可以说来自五湖四海，最北端来自黑龙江，最南端来自广东，西自四川，东自上海，还有来自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和贵州省的学生。从年龄上讲，因调干生多，而且相对年龄都偏大，所以我在班中属于年龄偏小的，常常受到这些哥哥姐姐们的照顾。大家日常生活中都是相互爱护，相互帮助，4年的时间相处下来，大家的友谊也自会地久天长。
我们大学时期的基础课程都是在武汉学习完成的，如高等数学、物理、化学、材料力学、理论力学、结构力学、土壤力学、水力学、水工结构、钢结构、木结构、电工学、热力学等等课程。所有教材都采用苏联高等院校的教材，应该说我们的力学基础打得十分牢固。我们的结构力学是著名的俞忽教授打下的基础，我们来到华东水院后，弹性力学是徐芝伦教授亲自教的。
老师讲课十分认真，尽量做到深入浅出，而我们这些做学生的学习起来也是异常刻苦。我记得理论力学课上有同学提问，说力矩是什么意思，老师就说日常推磨子的道理，这样联系实际的做法十分有效，大家一下子就从困惑中豁然开朗。通常一节大课上下来，助教老师都会耐心地给未懂的学生单独辅导。我们的智慧、知识和技能就是来自于这些勤奋授教的恩师们的辛勤耕耘。
1953年，我与倾慕已久的、中学时期的女友倪承瑞恋爱了。她当时在大连医学院上学，虽然我们相距甚远，但我们的心却是紧紧相连，每个月至少会有一封信。我们是志同道合的同志、情侣，我们相互鼓励，爱情成为了我们学习和工作的动力，我感到无比的幸福。1954年我们学校参加了武汉市的防汛斗争，让我们懂得了水利专业的责任重于泰山，同时我也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7年大学毕业前夕，曾庆华的妻子倪承瑞在大连留影
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我们专业有过两次生产实习。第一次是1954年防汛斗争后我们来到天津塘沽新港生产实习。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辽阔的大海，当时天津塘沽新港只有一个6米的海港码头（即水深仅6米），那里停靠着一艘3000吨级的海轮。而港口的基础设施还非常落后，航道经常遭受到泥沙的淤积，需要人工不断地挖泥清淤。作为学生的我们当时实习的主要任务是：一是了解挖泥船的性能，如何到航道和港池清淤；二是了解新的码头是如何被挖起的泥沙吹填起来的。
而第二次的生产实习则是到了连云港。那时这里刚刚开始建设不久，正在打钢板桩。当时我们除了要了解港口的整体规划布置以外，就是要学习钢板桩、钢筋混凝土桩的钢筋布置和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的施工方法。从早到晚都在干活，日晒风吹，身体变得健康，皮肤黝黑，同时也感到了无比的充实与幸福。现在连云港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贯通亚欧两洲的运输大动脉的起点。回想起来，我的心情是久久不能平复。
1955年时，我因为是水道及港口专业，所以被调整到华东水利学院，它是河海大学的前身，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学校在海港建设和内河整治方面拥有很高的建树，同时也拥有众多德高望重的行业专家。国家为了让我们在这个专业上得到更好的深造，才进行了这次必要的学校调整。
记得离开武汉时，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墩还在浇筑中，我们很多人是第一次乘坐江轮由武汉到南京。轮船缓缓地开动了，我默默地站在甲板上，远望着那渐渐远去的黄鹤楼和江汉关的身影。想着东湖、珞珈山的秀丽景色，还有那酷似西藏布达拉宫城堡样式的宿舍楼，那始终处于最高处的宁静而舒适的图书馆，有着透明屋顶的工学院，有着像天文馆屋顶式的理学院……还有我那些值得无比尊重的老师们。再见了，武汉！自此，我们踏上了崭新的人生征途。
辉煌的大学时代
轮船在浩瀚的长江上航行，这是我第一次这样自由地欣赏着长江下游美丽的风光。它比我故乡的赣江大太多太多了，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河，真是滚滚长江天际流啊！轮船过了九江、安庆、芜湖，就到了久久向往的金陵（南京），于是我们来到了南京西康路一号，这里就是华东水利学院的所在地。进入校园后，右侧据说曾是美国将军马歇尔的驻华公馆。我们这些学生受到了校方热情地接待，系里将我们这个年级的学生（与华东水利学院的学生一起）分为甲、乙、丙、丁4个班，规定从武汉来的学生在丙、丁班。到了南京后，我的社会工作任务更加重了，我担任了系团总支的副书记，年级党支部书记。
在华东水利学院，虽说只有一年的时间，但却是在专业知识和技能学习最为关键的时期。海港工程和内河水道的专业课是在南京学习的。其中港口码头、防波堤、船闸的设计课程尤为重要，波浪理论、港工结构、钢结构、木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弹性力学等，都在这所学院学完。
但很快就即将迎来大学最后一搏的毕业设计，于是学校将我们这届毕业班的一百多人分成了海港和内河两个方向。虽然学校名义上宣称不会影响毕业分配，但是心里倾向于海港专业的人数较多，出现了两个方向人数偏离的现象，最后由学校统一决定每个人的方向选择，于是我被分配到了内河方面。当时海港方面的学生要到广东省湛江地区实习，而我们则到了苏南和苏北地区。我们参观了苏南和苏北的几座不同类型的船闸，如泰州船闸，是沟通长江和太湖的通航建筑物，看起来要比平时书上介绍的简单很多；我们到了扬州、宝应、高邮，看到了祖先开凿的大运河；到了洪泽湖，参观了三河闸；还到了江苏省水利厅设计院，由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老工程师给我们讲解船闸的设计，包括闸首、闸室、水循环系统和船闸人字门的设计等。我们感到受益匪浅，这种理论与实际、书本与工程实际的紧密结合，确实是培养建设人才的有效之道。
当时我的毕业设计题目是《船闸的设计》，尤其让我荣幸的是，我的论文的指导老师是时任教研室主任的余家洵教授。余先生早年留学德国，学成回国后，在武汉大学水利系担任教授，是中国著名的内河水道专家，著有《内河水道》等。余先生平时为人严谨、谦逊，对学生的要求严格而又十分爱护。当时我的毕业论文被评为“优等”，而且也被学校推选在留苏的名单上，余先生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虽然只是浅浅一笑，但却是如此令我印象深刻。
之后余先生请我到家中一聚，以此来庆祝我即将踏上留学道路的崭新人生，师母亲自下厨给我做菜饯行，这师生之情令我终身难忘。不久我到苏联学习后，还给恩师写过信，但令我感到万分惋惜的是，还未等到我回国，就已得知恩师因病匆匆辞世，这消息令我悲痛万分。
而在我论文答辩时还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他就是张书农教授。曾任华东水利学院教务长，同时也是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任。当时他在答辩会上就曾对我的论文给予很高的评价，并鼓励我要再接再厉。张先生也是我十分敬重的老师，他早年留学德国，曾著有《河流动力学》，这本书也被当时的水利大专院校所采用，而且他还将苏联康恰罗夫的《河流动力学》翻译成了中文。张先生平时为人非常和蔼可亲，是学生们的“良师益友”。毕业后每当我到南京出差时，都会去看他老人家。他一直勤俭节约，居住在西康路那面积不大的教授宿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