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我和国家地震局张世良等人，拿着刚洗出的航空像片，准备到地震灾区进行地面调查，解放军总后支援地震局一辆0001号新北京吉普，我们乘坐这辆军车赴唐山。车跑在北京至唐山的公路上，路很窄，来往车辆又忙，出北京没多远，对面一辆小车飞驰而过，撞碎我们的后视镜，玻璃飞溅，开车的小战士额上鲜血直流。我们将酒精倒在纱布上，为小战士简单包扎，绷带一勒，继续前进。虽然地震已经过去一个月，但唐山的怪味儿还很浓，死人多的地方能闻到菜市场里咸鱼摊的味道。远看断壁残垣上晾晒的被子和破衣裳片儿都是黑色的，我们车开过，“嗡”的一声，所谓的“黑色”竟然是一层可恶的苍蝇。
为防止灾区发生瘟疫，政府白天出动撒水车向地面瓦砾堆喷“六六六”消毒水，晚上派飞机撒“六六六”粉。当时我们住在唐山机场附近的帐篷里，晚上没人敢出帐篷，出去没准儿接一身“六六六”粉。唐山的水不能饮用，因为里面含氡，我们做饭、跑外业（指到野外调查）使用的水都是从外地运来的。中午和晚上，我们尽量回国家地震局营地吃口热饭，营地工作人员将煮好的热面汤装满一个大木桶，我们拿着碗排队，等着捞面。远看面汤上好像撒了一层炸糊了的大花椒，黑黑的，排在前边的人都用筷子拨开花椒捞面条，我也效法捞一大碗，向碗里仔细看，原来“花椒”是大号的苍蝇。我观察其他同志，只见他们先用筷子将苍蝇捡出去，再将面提得高高的，抖一抖，然后吸进嘴里，整套动作很复杂，虽然面汤很不卫生，但自己还是吃了两大碗，不吃饿呀！
“1411”与“1821”登上“返回式遥感卫星”
“返回式遥感卫星”是一个系列，第一颗星上天带的是仿美国的胶片。国内某部门偶然获得美国U-2飞机的胶片，因为国内仅我有测定胶片的全套设备，这套设备是我在苏联学习后进口的，它能够测定胶片的质量、性质、光谱、吸收什么光线等，所以有关部门把胶片交给了我。我测定完毕胶片，有关部门就将胶片和信息带走，可能是带到国防科委，随之仿美的胶片很快诞生，并随卫星上天执行对地摄影任务。
卫星返回后，航天部的人员邀请我去看像片，我不太满意，因为影像质量不高。如果用我设计的胶片去照相，一定比仿美的胶片效果好，但自己没法证实，恰逢此时唐山爆发大地震，我设计的“1411”胶片和“1821”胶片在唐山灾区航摄中表现优异，引起航天部门的注意，航天部看过唐山地震的航摄底片，觉得这两种胶片很了不得。
为将“1411”胶片和“1821”胶片使用在国家返回式遥感卫星上，航天部五院（今航天空间技术研究院）的人员、化工部一胶厂的人员与我一起，于1976年9月在太原、1977年9月在桂林，分别进行10000米高空航摄试验。试验用的飞机是安-12和伊尔-28两种飞机，安-12飞机在太原执行的是11000米高空航摄试验，伊尔-28飞机是在桂林执行航摄试验任务。
试验证明“1411”和“1821”胶片比原仿美的胶片航摄效果好得多，航天部将结果上报国防科委，国防科委经研究决定将我设计的胶片用于返回式遥感卫星由距地面两百多公里的太空实施对地摄影。在此之后，国家测绘局对“1821”片进行进一步的测试，1978年5月在常州、1979年4月在杭州、1980年8月在长沙，分别进行了中空航摄试验，效果都非常好。不久后，化工部一胶厂以“1821”为代号定型生产“负片型彩色红外航空摄影胶片”，从此，继美国、苏联之后，世界上出现带有中国特色的第三种彩色红外航摄胶片。
自1976年12月第二颗返回式遥感卫星上天以来，接下来上天的卫星一直带我设计的“1411”和“1821”胶片进行对地摄影。“文革”前我已经着手研究“1411”、“1821”胶片，1965年初做了初步试验，“文革”爆发以后没有研究的环境和条件，一直到“文革”运动的尾巴时期，我从部队回到国家测绘局测绘科学研究所才设计出这两种胶片。当初研究这两种胶片是为解决航摄森林、沙漠、烟雾区、水网区时困扰我的几大问题，没想到在遥感卫星方面和航摄地震灾区上它们也能大放光彩。
2010年6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央大厅公开展出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该系列卫星使用夔中羽设计的数种航天摄影胶片实施对地摄影。
夔中羽在该卫星前留影
1976年12月冲洗卫星带回来的底片是在保定，那里的工作环境非常差，每次吃饭都是窝头，招待所给我们煮的饭里加点儿猪肉，第一次吃着还行，后来有人发现饭里加的都是米猪肉。米猪肉是什么？就是含有寄生虫幼虫的病猪肉，肉中有黄豆般大小且呈乳白色的水泡，看起来好像肉中夹着米粒似的。米猪肉对人体危害很大，如果吃下去有可能患囊虫病，寄生虫在人体繁衍，一旦寄生虫进入人大脑，就会引发癫痫。当时招待所竟然给我们吃这样的猪肉，大家都不敢吃招待所的饭，派了一个人到北京买了一大堆咸菜，所以一直到工作结束，我们每天都吃窝头和咸菜。设计卫星相机的王金堂几天没刮胡子，胡子上挂满窝头渣子，下巴上好像开了一大堆黄花，大家看了捧腹大笑。
1978年2月初，有一颗卫星返回，我们冲洗卫星底片的时候正赶上春节，大家没能在家里过节，全部待在航天部五院冲洗像片。春节期间单位食堂关闭，我们只能自己熬点儿粥度日，实验室没有暖气，仅有几个电炉子，我们就在电炉子旁边取暖，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孙家栋（中科院院士，探月工程总设计师）经常到试验室，他穿着军大衣在我们试验室转，特别关心这件事。封闭的环境，吃不好、睡不好不说，当时还没有自动冲洗设备，还担心把片子弄坏，我必须接触有毒的药水，亲自下手冲洗。现在我手上的黑斑，就是接触这种有毒药水所导致。虽然条件很艰苦，工作压力大，但我们还是圆满完成了任务，大家都非常高兴。
向钱学森汇报工作
底片冲洗结束后，五院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对像片进行分析，进而研究卫星定位精度和信息内容等方面的问题，这些专家都是来自各领域里的权威。测绘研究院的同志负责测绘方面的事，除了把底片冲洗出来，算出卫星定位精度也是我们的任务。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我们成立了一个四人小组，小组中有一位研究大地测量控制的专家，他是洛世铭，另外两位是空中三角测量专家，女同志是张杏娟，男同志是邱志成。
小组四人分工合作，很快完成卫星定位精度测算工作。工作结束后我与航天部的同志及许多专家一起去国防科委，向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汇报返回式遥感卫星的相关工作。当时我负责代表洛、张、邱同志汇报卫星定位事宜。记得会场室内有一张长圆形大桌子，钱学森的椅子在桌子的顶头。我们汇报时钱学森老先生不坐在椅子上，他怕听不清楚我们汇报，手拿一把折扇，谁讲话他就来到谁身边，与汇报人员面对面交谈，汇报人员说的是什么道理，与之相关的技术他都会问清楚。我对老先生的印象很深，这位老人虽是“两弹一星”元勋，但为人态度和蔼，工作十分负责，而且记忆力特别好，只要开过一次会、见过一次面的人他就能记住，所以再开会的时候他就把我认出来了。在老先生认真负责精神的感染下，我觉得自己应该对工作更认真、负责，哪怕苦一点儿也要把工作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