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伍经过垭口进入山谷，谷内没有风，温度稍高些，战士们的耳朵彻底暖过来了，却都湿漉漉的。此时隐约可听见一阵锣鼓声，原来是副连长在前面的村子里安排好连队营房，老乡们闻讯到村外欢迎解放军，要强又要面子的连长马上下令：“把帽子耳朵给我翻上去。”在老乡面前，我们个顶个精神，晚上睡觉前，我把帽子耳朵放下来，将头部裹得严严实实，一夜无事。第二天早上我把帽子耳朵往上一翻，可有新鲜景致看了，两个耳朵的烂肉都粘在帽子耳朵的绒布上，血沿着耳朵往下流，环顾四周，大部分人的耳朵都被鲜血染红，个个痛得呲牙咧嘴。
拉练的路上，战士们几乎每天吃米饭和干萝卜丝儿，偶尔在老乡家里补充一些蔬菜。如果在哪一个村子住的时间长一些，也可能吃上一顿包子，可是吃包子总是吃不饱，为什么呢？一是好久没吃过了，吃不够；二是第一屉吃完还要等第二屉，此时饿劲又上来了。
说到“吃”，伊川到洛阳那一段路上的事就不得不提。我们3连1排住在伊川郊区的一个农家小院儿里，一天闲来无事，我在村里溜达，看到某农户家里杀猪，回到排里我就找排长：“我看见村里有杀猪的，我们大家是不是凑些钱买点猪肉吃。”排长同意了，大家凑钱买好几斤猪肉，切成片儿，但排里没有行军锅，只有开饭时盛饭、盛菜用的铝盆。铝盆底小口大，帮是直的，无奈我们只能将盆放在火上，倒完油后，将肉放进去连炸带炒，再撒一把盐，真香啊！另外战士们又做了几盆饭，全排战士准备好好地吃一顿。可惜好梦未成，就在准备美餐一顿时，紧急集合号响了，排长当即下令：“把所有的饭倒进老乡水缸里，每个人带上一些肉。”班长了一勺子肉放进我的搪瓷碗，我顺手将碗塞进挎包，拿上所有东西，急忙跑到院子外面。全团集合，战士们在村子中心按照营、连、排站好，我借着这段时间赶紧吃肉，拿出碗，找到勺子，狼吞虎咽把肉吃光。
野营拉练
行军中“住”的方面看起来简单，实际上也不简单。记得过崤山垭口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住在一个小学校里。别看是山区，这个小学建得还不错，教室里铺的水泥地板，我们就在这水泥地上过夜。躺下睡觉前，我想起北伐战争时关于郭沫若的小故事，一天野地宿营，战士们随便找一块地儿就睡了，唯独郭沫若，知识分子出身，他睡在一块干净的石头上。第二天早晨，他就爬不起来了，腰酸腿疼，我想，自己得防着点。战士们平时睡觉，下面铺些草，铺上被子就能过夜，但学校里没有草，我只好先把棉裤、棉袄铺成一个人形，再铺上被子，然后准确地躺在人形上。一夜睡下来，身子竟然一动也没有动，站起来活动活动，全身没有痛的地方，其他战士醒来不是嘟囔这儿痛就是抱怨那儿痛。
连队在校园集合好后，向崤山垭口挺进，傍晚来到之前提到的那个村子，老乡将我们迎进村。排长引我们班来到一户农家，他打开院中柴房的门：“你们今晚就住这儿。”柴房不大，可是还分里外屋，外屋放柴草，里屋两条板凳上架着一口棺材。棺材盖是平的，可算是柴房里最好的“床”，有人要睡棺材，班长不允许，怕犯群众忌讳。里屋的空地很快就被小战士们占领，我年龄大一点，应该照顾年轻人，所以优先年轻人选“床位”，最后柴房只剩下屋门口一块地方。
晚上大家都睡下后，我才能关好门再睡觉。虽说自己睡在柴房内，但与睡在院子里没区别。柴房的门没有门槛，人长时间出来进去，早已在门下踩出一个大坑，尽管关好了门，但风雪仍轻而易举地透过门下的大窟窿灌进来。我得好好地想一想对策，是该头朝大窟窿还是脚朝大窟窿呢。自己思考许久，忽想起1959年在高加索爬雪山时积累的经验：人睡觉时，鼻孔绝对不能朝着风来的方向。想出对策后，我戴好棉帽子，将脑袋朝向大窟窿睡了一夜，任凭狂风吹，大雪飘，早上醒来，自己“毫发无伤”。
说到“打”，战士们除上操练武外，还经常进行理论交流。一次全营集合交流思想，营长讲完军事理论后，命令我上台讲形势、讲战争。我上了农村的土戏台，对着台下全营战士狂侃二十多分钟，后来团里知道我能胡侃，团政治部副主任就来找我，让我随他一同去为农村干部作报告。当时宜阳县正在召开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会，正好赶上解放军拉练来到此地，大会就请解放军领导来讲话。四级干部会有好几百人参加，县礼堂里黑压压地坐着一大片基层干部，团政治部副主任讲完以后，我又侃了近半个小时。讲形势、讲战争、讲军民关系，讲完后，不知台下谁带头喊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
解放军需要野营拉练，通过拉练不仅磨练了战士的意志，还锻炼了体魄。当兵6个月对我来说是一次考验，更是一次有益于人生的磨练。
1970年，在野营拉练宿营驻地站岗
百人送我上火车
半年连队生活结束后，我们被调回总参测绘研究所做技术干部。在总参测绘所工作的5年时光里，我主要研究远程导弹海上落点的测量方法，并出色完成了上级交给我的任务。
1974年，在总参测绘所试验室操作测微密度计，对感光材料进行光谱有效光通量测量
国务院批准重建国家测绘局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1975年我决定转业回原单位。离开总参测绘局时，部队派车送我去车站，同时北京派来一个人接我，这样算上司机三个人，坐一辆吉普车足够用。晚上出发的时候，很多人为我送行，有人说：“我们一定要送你，把你送到武昌车站。”甚至有一个女同志带着两个孩子来送我，有一个小孩儿干脆就跳起舞来，一边跳一边唱：“我爱北京天安门……送你上北京……”为我送行的同志越来越多，后来达到一百多人，部队的领导看人太多，又派了一辆绿色大轿车载着他们去车站，大家把我送上火车，依依不舍地告别。我与部队同志相处久了，大家感情比较深，但自己真的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来送行，非常感动。
现在这个部队里的同志与我的关系还特别好，虽然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是陌生的年轻人，但我们还在联系。最近我正在做数码航摄相机，他们又到我这儿询问了进展情况。我有一个朋友，我们曾是总参测绘所同事，现在他们一家搬去美国了，但还经常给我打电话，两人很谈得来，每次通话个把小时。
因为当时在部队工作没能带家属，所以结完婚我与爱人一直两地生活，1975年从部队转业回到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才与爱人得以重逢。1972年1月大儿子汤识真出生，1975年12月二儿子汤识理出生，我们一家人开始了新生活。
1979年，与爱人沈勤、大儿汤识真、小儿汤识理合影
1980年，大儿子汤识真（右二）、小儿子汤识理（右一）与姐姐唐大亮的女儿王宏（左一）、儿子王伟（左二）合影
继续担起“提高航摄影像质量”重任
1975年国家测绘局根据国务院的指示重新成立后，我回到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继续做科研工作。参加工作伊始，我就已承担“提高空中摄影影像质量”的研究任务。1970年至1975年，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测绘研究所工作期间，也没有停止对这项任务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