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了几年之后，母亲也离开了我们。母亲去世前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在广州的妹妹他们经常去医院看望母亲。我在学校的教学工作一直比较忙，只好通过电话了解一些情况。
我知道父母没有怪我，但是为人儿女，我想对所有的年轻人说一句，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照顾好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是对我们付出最多最多的人，尽管他们从未要求回报，但我们仍要怀一颗感恩的心，让我们的亲人过得更加幸福。
我的退休生活
退休之后,我告别了繁忙的工作，生活变得很清闲。但在我看来，退休不只是一段生活的结束，更是另一段生活的开始。退休只是告别了工作，但人并不能因此而变得懒散懈怠。自己的生活要有一定的质量，所谓有质量，并不是物质的生活多么优越，而是要让自己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心态。
虽然年龄大了，离开了工作岗位，不能再为国家做多大的贡献，但至少我要照顾好自己的生活，不给子女增加额外的负担，这样他们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2002年，我搬到了现在的太阳园小区，正好小区会馆里有游泳池，而且我觉得游泳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年龄的老人，所以我就开始学习游泳。之前我不怎么会游泳，但我胆子比较大，虽然姿势并不是标准的泳姿，但对我而言可以锻炼身体就足够了。
从此以后，我每天上午6:30都要去游泳。锻炼之外，我也喜欢读书。从小在战乱中逃生的生活让我对国防军事尤为关注，曾经因为看日本赔偿的军舰在黄浦公园坐了近一天。退休之后我也很关注国家的军事和国防，我订了《国防报》，每一期都要认真阅读。而对于我花费很多精力的专业，我也一直在关注着它的发展现状。
在各种各样的书籍中，我很喜欢回忆录。我在留苏预备班的老学长王鹤滨出了好几本书，讲的都是他和毛主席接触的一些经历。有些还是特别感人的，通过回忆录写出了他对人生中经历的事情的一些感悟，对读者也是一种启发。回忆录虽大多是个人事件的记录，但每本书都或多或少地折射着当时的社会，渗透着主人公的情感。所以，我阅读了很多中外人士的回忆录，也从中收获了很多。
退休之后的生活和年轻时工作学习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年轻时想着积极进取为国家多做贡献，等到年老退休只希望自己能够健康地生活，不给孩子们增加负担，也不给国家增加负担。
心系国家寄望后辈
身边的亲人、同学还有同事，有一些已经离开了人世。面对他们的离开，心中难免也有不舍和悲伤，但我从未有过恐惧。人的一生有开始就有终结，只要过往的路我们踏实地走过，努力过、奋斗过就无悔了。
虽然已退休在家，但我仍关注着我们国家的发展。
因为曾经到苏联留学，所在地方又是乌克兰。苏联解体以后，乌克兰宣布独立，我亲眼目睹了那里人民的生活变化，对我的震撼是很大的。我深知国家的稳定发展对于人民的重要性，所以我更加地关注我们国家的发展，总觉得虽然我们国家现在发展得很好，但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我们都应该有一种危机意识。
我的外孙女在我的影响之下，也很关心国家大事。我觉得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国、家和个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稳定，个人才能有幸福安定的生活。所以不光是我们这代人，年轻人更应该关心国家大事，就像我的外孙女。国家的未来是要由他们去创造的，只有年轻人心系国家，为国家努力奉献，我们的祖国才会更好地发展。
现在有很多人都特别希望出国，包括我的一些学生也是。我记得有一个研究生毕业以后就出国工作了，在一次参加国际会议期间，他很高兴地对我说：“我生儿子了，他是美国人！”我听到以后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他的孩子是美国国籍可能会有一些便利，但是作为在中国长大的人，自己不能忘了培养自己成长的祖国。现在条件好了，国外如果有好的机会，出国无可厚非，但是我们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有一首歌唱得好，“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这也是我一生经历告诉我的道理。作为中国人，我们有责任将祖国装在我们心中，用自己的努力让国家更加强大，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后记
回首看走过的路，艰苦的生活让我的人生多了些黯然的色彩，但也让我学会了坚强，学会了独立，学会了直面人生的困境与苦难。
在日本人的炮火之下，我懂得了什么叫船坚炮利，什么叫落后就要挨打。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懂得我要努力，努力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努力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努力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安定幸福。
从留学苏联到回国工作，我始终怀着一颗报国之心，希望将自己一己之力融汇到建设祖国的巨大洪流当中。虽然也有过挫折和失意，但我尽力了，也确实为国家做过一些事情，我无愧于国家对我的期望和培养。
如今，我们的祖国已经在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各行各业都在蓬勃发展。作为中国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为祖国的繁荣发展而贡献力量。
人生有顺逆，能力有大小，但我希望我的儿女乃至我的后辈们都能像我们那样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为祖国的明天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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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宜昌大撤退，1938年，地处长江三峡的湖北宜昌，由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指挥船队，冒着日军的炮火和飞机轰炸，将滞留在宜昌的3万余人和近10万吨民族工业精华、战时物资抢运进川，从而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
[2] “劳卫制”的创始者是苏联。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1931年颁布第一个“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即通过运动项目的等级测试，促进国民特别是青少年积极参加各项体育运动，以提高身体的体力、耐力、速度、灵巧等素质，按年龄组别制定达标标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确立了重视国民体质健康的指导思想。1951年，北京率先实施与“劳卫制”相仿的《体育锻炼标准》。之后，上海也试行了《体育锻炼标准》。1954年，国家体委干脆使用“劳卫制”之名，颁布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暂行条例和项目标准》，同日，国家体委、高教部、教育部、卫生部等单位发出了《关于在中等以上学校中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联合指示》，从而掀起了全国中学和大学群众性体育活动的热潮。
[3] 张积慧，1945年参加八路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任志愿军空军第4师12团3大队飞行大队长、副团长、团长。在抗美援朝作战中曾十多次参加空战，击落击伤敌机5架。
[4] 赵宝桐，1945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辽沈战役、解放抚顺及武汉三镇等战役。1949年人第四航空学校学习，是新中国第一批飞行员，在抗美援朝空战中，他击落敌机7架、击伤2架，创造了志愿军飞行员击落敌机的最高纪录。
[5] 中西女中的前身是中西女塾，由美国基督教监理会于1892年创办。前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及其同胞姐妹宋蔼龄、宋美龄都曾就读该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