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的一生是艰苦的一生。他从农村到上海当海员，因为没有文化也没有特殊的技术，所以干的都是比较累的体力活，工作非常辛苦。尽管这样，祖父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宁波农村老家盖起了房子。
祖父虽然是文盲，但他为人做事都很得体，这方面我很欣赏他。记得在重庆的时候，我们一个邱姓本家的孩子要结婚，因为祖父平常比较有威望，所以就请他做主婚人。我开始怕他不会讲，觉得他是文盲。但后来一听发现祖父讲得头头是道，可见祖父各方面还是很不错的。
祖父开始和我们一起生活，解放前夕回宁波老家以后就一直独自在宁波生活。祖母很早就去世了，但他一直没有续弦。祖父对我很好，也对我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因此，1957年我从苏联回国特意到宁波看望了祖父，当时他已经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但还是坚持从乡下一直送我到了宁波的船上。
祖父给予了我无限的关怀，而我的努力也让祖父欣慰不已。我知道亲情不是用来回报的，但自己的努力无疑是对亲情最好的感恩方式，我也希望带给我力量的这份亲情能在我的后辈中更好地传承。
我的父亲母亲
20世界70年代，邱夏陶的父亲
20世纪80年代初，邱夏陶的父母在广州家里
父亲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他勤奋好学、善于钻研，通过自学练就了过硬的技术。也正是由于父亲在工作上的出色表现，我们才能够在战乱的年代借助父亲的船求得一时的庇护，家里的生活才能因为父亲的工资而得到支撑和改善。后来父亲的船到广州以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担任了华南海运局的总轮机长，但由于耳聋听话很吃力，便坚决要求回船上工作。
也因为他在工作中切身体会到了知识的重要性，所以无论生活怎样困难，社会怎样动荡，父亲都是极力主张我去读书，父亲的这份坚持和鼓励对我的人生发展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父亲小的时候祖母就去世了，后来他犯了中耳炎，祖父也不在身边，因此耳朵就落下了病根，别人说话他听不太清楚，但是轮船上面机器的声音他却可以辨别得很清楚。因为父亲专业技术比较突出，当时在他手下工作的很多都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生。他到60岁退休以后海运局又请他延长了工作时间，让他继续担任轮机长。因为船越来越高级，系统也相应变得复杂，刚毕业的学生在实践经验方面不足，所以急需父亲这样技术熟练经验丰富的人员。当时船上就设了两个轮机长，父亲不负责具体的操作工作，只有突发的情况父亲才参加讨论帮助解决问题。
父亲不仅在船上技术熟练工作踏实，在平常的为人处事中也一直都是实实在在。他和周围人的关系都很好，尤其是和他的同事们，虽然他后来当了轮机长，算是领导了，但他还是对工作认认真真，因此同事们对他的评价也很好。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父亲在“文革”中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父亲的觉悟比较高，对同事们也很照顾。父亲在广州时职务已经算是较高的了，当时广州沙面地区有很多洋房，按规定他也可以分到一套，但他没有要，而是自己花钱租了一套房子。为此，我母亲曾经和他谈过，母亲问他：“人家和你同一级别的都住洋房去了，你怎么不呢？”
“我想让给年轻的工作人员，他们家里人多，上有老下有小，工资又比较少，困难比我更大。我是党员，我就让给他们了。而且你开始的时候住上海，我一个人不用那么大的房子。”父亲回答道。
20世纪70年代，邱夏陶的父亲和大女儿在公园
也许现在的人看来，父亲这样的回答显得很老套。但他自己确实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那时候他的工资比较高，他愿意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去帮助别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别人过得更好。这是父亲的真实想法，也是他们那一代党员、那一代人最简单但也最令人敬佩的想法和行为。
人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母亲和父亲一样，一生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母亲没有什么文化，但她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诸多优点，勤劳善良而且善于持家。
从我出生以后，母亲就带着我东奔西跑地逃难，生活很辛苦。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好，但母亲总是想办法尽量地照顾好全家人。正是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让母亲体会到了社会动乱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深重的苦难。因此，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也没有多高的政治觉悟，但她知道共产党好，是共产党给人们带来了幸福安定的生活。
母亲辛苦了大半辈子，到了广州以后日子就好过多了，也算是对母亲操劳大半生的一点安慰。等她年纪大了之后，每天就是听听广播，另外，她还特别喜欢看电视，尤其是唱戏的节目。在安定的生活中，母亲不用再为全家的安全和柴米油盐的琐事而花费太多的心血，虽然日子很平淡，但母亲觉得很知足也很幸福。
20世纪60年代末，邱夏陶的母亲和儿子在天安门广场
父母都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很普通的人，但他们用自己的言行教导我们，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人无论在怎样的社会环境和个人境遇中，都要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工作。我也希望我的后辈们能够秉承这种做人的准则，虽然现在的经济条件很好，但也要保持自己做人的准则，不为功名利禄，但求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家多做一些贡献，无愧于他人，无愧于自己。
双亲离世
父亲退休在家以后，每天早上都到公园打太极拳。那时候我和妹妹们都已经成家立业，日子过得都还不错，父亲也不用太操心了。
虽然他有高血压，但身体还不错。因此，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仿佛就是晴天霹雳，因为太过突然而让我感到更加难以释怀。
父亲是1987年8月7日去世的。就在他去世前不久，我还到广州看过他们。那次我去南宁开会，会议结束后我就去了广州，陪父母住了一个星期。我走的时候，他们亲自送我到白云机场，那时候父亲身体还挺好的。
没想到，父亲就这样突然走了。接到父亲去世的电报时，我正在承德开会，接到电报后第二天就坐飞机赶到了广州。
到广州以后，我看到父亲已经躺在了殡仪馆里面。曾经呵护着我的父亲，就那样静静地躺着，我多么想和他说几句话，可是一切已经来不及了。父亲躺在玻璃棺里，表情安详，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后来我看过父亲的病历，他的身体状态一直都不错。我母亲和我说父亲离开的那天早晨就感到背上有点疼，母亲就劝他早上不要去公园了，后来在换煤气罐的时候一下瘫下去人就不行了。
虽然对于父亲我并没有愧疚，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一直都在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参加工作之后，有时间我也会尽量回家陪他和母亲，希望他们的晚年生活能过得更幸福一些。但我总是会想，如果我们这些孩子在身边，也许就可以更好地照顾他们，帮他们干一些家里的活儿，这样父亲也许就会晚一些离开我们。因为北京离广州比较远，我自己工作又一直都比较忙，每次回家也不能和父母住太长时间。虽然后来家里条件好了许多，但父母也没舍得花钱请保姆帮忙照顾生活，而我自己又想着两个妹妹在广州可以照顾他们，因此也没有极力坚持请保姆，至今想起来心里总是觉得特别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