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途中
11月5日，我们在经过了6天的颠簸之后到达了莫斯科，住进中国大使馆。
大使馆的院子很大，甚至还有一个不算太小的湖，水面上已经开始结冰，岸边系着一条小舢板，几个调皮的同学就偷偷上去划船。楼房也很雄伟，对面就是著名的莫斯科大学，晚间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巍峨耸立，金壁辉煌。
我们正好赶上苏联的国庆日——十月革命节，周恩来总理来到莫斯科参加纪念活动（大概主要目的是要了解在赫鲁晓夫下台后的苏联政策有什么变化），还要在大使馆开招待会。大使馆一下子就忙了起来。于是我们这些学生就充当了临时的帮工，任务主要是清洗碗、碟、酒杯等等。每个玻璃杯都要擦得晶莹透亮，不能有一丝的污渍，所以大家擦酒杯时都戴着白手套。还有就是挑米，要把混在大米里的沙子、稗子、有些发黄的米粒等全部挑干净。由于是为了敬爱的周总理准备招待会，因此大家都干得非常认真、细致。但周总理的日程非常紧，因此我们虽与总理近在咫尺，却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实在是终生的遗憾。
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对我们很好，特意从冰箱里拿哈密瓜给我们吃。说实话，直到现在，我很少再吃过那么甜、那么香的哈密瓜。中间我还被叫去陪同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采购了一趟食品，发现莫斯科的苹果、柑橘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大概一周以后，我们又登上了去巴黎的列车，两天之内穿行了波兰、民主德国、联邦德国、比利时，最后进入法国。每经过一道国境就有两次边防、海关、检疫人员上来，说的话除了“Passport”外什么也不懂，其实完全是例行公事。途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看到了柏林墙，另外就是波兰的铁路质量也很差，和蒙古铁路有一拼，躺在卧铺上像摇煤球一样。
算起来，我们从北京到巴黎在火车上共走了8天，加上在莫斯科停留的6天，总计用了差不多半个月。
大约在11月14日前后，我们顺利抵达巴黎，留学生活就算正式开始了。
留学巴黎
中国和法国是在1964年初建交的。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大多数西方国家极力排斥和打击中国，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而法国的戴高乐总统不愿跟在美国屁股后面跑，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中第一个与我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中法建交后，赶跑了国民党的“大使馆”，把大使官邸还给了中国政府。首任驻法国大使是黄镇，他是一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将军，解放后曾任驻印度尼西亚等国大使。
我们是第一批由“红色中国”派到法国留学的大学生，共76人，加上辅导员6人和进修生21人，总计103人，所以引起当地很大的轰动，报纸和电视台都作了报道。
黄大使很快就在大使官邸接见了我们。他一头白发，面容慈祥，深灰色的中山装十分合体，步履中带有明显的军人气质。记得黄大使的第一句话就是：“来了这么多娃娃呀！”顿时把我们的紧张一扫而光，整个礼堂哄笑声一片。因为我们至少都是十八九的“大人”了，早已经不是什么“娃娃”了。后来我们在法国的两年多的时间里，黄大使还多次亲自为我们做国际国内形势报告。
留法学生与大使黄镇（中，花白头发者）、文化参赞司马文森（黄镇左边隔一人）等领导合影。
找得到我吗？站立者右起第三人是也（1964年）
我们在巴黎开始住在西部的圣·拉泽尔附近的一处住宅楼内，地点叫高隆布，离中国大使馆不太远（后来建成的拉德芳斯新区也离这里不远）。负责管理我们留学生的是一位三等秘书和他的夫人——张世祯和宋云茹，后来高教部又派来一位叫梁玉岱的处长，算二等秘书。当时不兴称官衔，我们所有的留学生都直接叫他们“老张”、“老宋”和“老梁”。
几个月后，我们又搬到巴黎南郊的“玫瑰泉”，是地处一个小山坡的两栋六层的住宅楼，大使馆买下了其中十几套房子作为我们的宿舍，还把其中两套辟为我们的厨房和餐厅。这个地方属于郊区，城铁车站叫罗宾逊。
位于巴黎南郊玫瑰泉的宿舍楼前草坪上。左一是我，左十一是高教部李滔司长，右一是留管干部张世祯（1966年）
法国地处大西洋沿海，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一年四季气候温和，温差不大。最冷的冬季也只需穿棉毛裤或一条薄毛裤即可。但巴黎的阳光却很珍贵，下雨的时候很多，即使不下雨也很少赶上晴天，天气总是阴沉沉的。巴黎人到了暑期的带薪假期，都纷纷举家出游，有钱的会到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地中海沿岸国家度假，但他们大多是为了在海边晒太阳。经济条件差点的也会离开城市，到郊区住上几天。假期过后，谁的皮肤晒得黑里透红，就说明谁是有钱人。
巴黎是个很美的城市，尤其是巴黎圣母院地处的西蒂岛周围都是老城区，大多是十八九世纪的建筑，街道规划得很整齐，路面都是用大约10厘米见方的花岗石块砌成的，十分坚固。香榭丽舍大街的一头是位于星形广场中央的凯旋门，另一头就是埃菲尔铁塔。塞纳河穿城而过，河中往来的游艇、驳船不断。其他还有以巴黎大学为主体的拉丁区，以及因巴黎公社而闻名，后来却成了著名的“红灯区”的蒙玛特高地等。
为了上学和出行方便，我们配备了一辆法国产的“贝利埃”大轿车，还从国内调来一名专职司机大刘。
大刘是复员军人，车技本来不错，但在国内时大概只开过大解放，到了法国一开始怎么也不敢把车开快。这辆车有6个前进档，大刘最多只敢挂上三档，然后猛轰油门，于是使馆调来一位经验丰富的司机带他。半年之后大刘的胆子才大了起来，在送我们到伽莱海峡游泳的高速公路上，竟和使馆司机在时速100公里的情况下交换驾驶而不停车。
说到在法国开车，就不能不提到考驾驶证。巴黎大街小巷到处都有“汽车学校”的招牌，学开车都是直接在马路上练。张世祯就是在我们配备了一辆“标致404”旅行轿车后学的开车。但从国内来的司机一般都不会法文，考试时一律请当地一位华侨当翻译。此人是个“油子”，对交通规则极熟，他嘱咐待考司机：不论警察问什么，你都要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什么都行。反正法国警察不懂中文，而“翻译”出来的当然永远是正确答案。有了这位华侨朋友，后来连大使馆那些口语极佳的翻译考驾照也故意装作不懂法文，而请他来担当“翻译”。所以，凡是考试没有通过的，全是在驾驶技术上出了问题，没有一个“折”在交通标志识别错误上。
留学巴黎
友情难以忘怀
1965年春节，虽然我不在家，高中老同学却相邀看望我的母亲（后左二）
高教部还派来3名厨师，两个“红案”和一个“白案”，负责我们这些学生的饮食。每天晚上8点都要集中收听中国的短波新闻广播。记得我们用的是一台8个电子管、6个波段的飞利浦收音机，虽然价格不菲，但短波信号却总是不怎么好，严重时甚至完全被噪音所淹没，根本听不清。我给这个收音机拉了一根室内天线，效果稍有改善，但干扰严重时依然噪音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