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在1963年5月12日《北京晚报》第一版上的北京市
中学生数学竞赛获奖名单，在这份报纸的第二版上还发布了这次竞赛的标准答案
高二教我们数学的老师叫王明，印象最深的是他冬天穿一条可能是家里做的棉裤，又肥又大，上课时还不时地要提一提裤子。同学们起立，别的老师都是略一点头或稍稍弯腰表示还礼，唯有这位王老师却是扬着头一撅屁股，往往引得哄堂大笑。但这一年却是他最神气的一年，因为他教的我这个学生在北京市数学竞赛中得了奖，而且他的儿子王云凯（在北京四中上学）同时获得一等奖。
1963年国庆节期间，是不是一副朝气蓬勃的样子？
到了高三，数学课换了老师，南方人，叫胡修伟，人长得极瘦，但讲课条理性很好，是六十六中数学组组长。他习惯的讲课方式是先举出一个学生爱犯的错误，然后斩钉截铁地带着南方口音做出结论“哏笨（根本）不对！”到了举办数学竞赛前，他用了很多时间来给我们几个选手辅导，竞赛时还陪着我们去考场。直到我又拿了一个三等奖，胡老师才露出喜悦之色。
胡老师的夫人叫吴廼（nǎi）茜，我上初中时也教过我们数学，曾是胡老师的学生，当年也许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师生恋，但据说到了晚年两人却分手了。
高三毕业前夕，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到北京招生，专门把我校几个“学习尖子”请到招待所，还特意仔细询问了我在数学竞赛上获奖和家庭情况。又大力宣传了一番军事院校的优势：入学就算入伍，管吃管住，发军装发被褥发津贴，不用家里负担一分钱，毕业就是少尉军衔，发展前途无量等等。
正当我在军事电信学院和清华大学之间犹豫不决的时刻，突然被校长召见，说国家准备选派一批高中毕业生到国外留学，学校决定推荐我去。这实在是个意外。说实话，留学对我吸引力很大，但派出的目的却是学外语。外语属于文科，又是我最感头痛的科目。此外，我虽然理科成绩很好，但心中目标却是工科。因为我从心眼里不太喜欢那些纯理论的东西，所以选择的高校都是工科。此前对我拒绝报考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老师熊杰（也给我们数学小组做过辅导，善于讲一些难度很大的几何题）深表遗憾。
见我对留学学外语持犹豫状，学校派朱凡副校长在班主任的陪同下，专程到我家拜访我的母亲。他们走后，母亲劝我：你现在还不到18周岁，如果留学4年，回来才22岁，还可以再考清华学你喜欢的无线电。我一算，也有道理，因为同班同学中就有比我大三四岁的。能到外国先转上几年，岂不是好事？
六十六中高三班主任洪国珠（右）来家访，为选派我出国留学一事做母亲（左）的工作（1964年）
于是，在填了志愿表，交了高考费之后，我却没有参加高考。我的考试卷子都成了别的同学的算草纸（这是后来同学告诉我的）。
入选留学生还要过两道关，一是体检、二是英语考试。体检不用说了，英语考试也只是拿一篇英文的打印稿让我们读一遍，然后用英语回答几个问题而已。大概是看这些学生里是否有对外语特别缺乏感觉的。
留学生集训班
1964年7月，大概在我刚过18岁生日时，我便由老师陪伴，到北京工人体育场报到，开始了留学生集训班的生活。
到了之后才知道，这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次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派遣留学生，总数有四百多人，是外交部和高教部联合派遣。起因是1963年联合国在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表决时只差一票没有通过。当时估计第二年很有可能通过。政府感到外语人才，特别是口译人才奇缺，于是做出了不惜重金向各国派出留学生的决定。不过后来美国在联合国的表决程序上玩了一个小花招，把原来的简单多数通过变成三分之二才有效，于是中国走进联合国又推迟了好几年——这是后话。
六十六中选送的还有一个女生，叫郭亢亢，是本校教师郭兰英（不是那个歌唱家郭兰英）的妹妹，在中学时和我同班。
我被编入留学法国的中队，也是人数最多的中队，有四十多人。郭亢亢则被编入去朝鲜的中队。我们这些人虽然都没有参加高考，但高教部却为每个人开了一份“高考及格”的证明书。
集训班的生活是很优越的。国家提供每人每天一元伙食费，每顿饭四菜一汤，吃得比家里过年还好。好像当时还每月发5元零花钱。尤其让我高兴的是看病也完全免费。我有一次闹肚子，医务室一下子开了二十多片土霉素，这种待遇我是从未享受过的。我们整天主要是听报告、讨论、学习，内容不外是国际国内形势、外事纪律、外交礼仪等等。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在报告中说，和在国内培养大学生相比，派往资本主义国家一个留学生要多十几到二十几倍的钱，使我们都深受感动，暗下决心要刻苦学习，用优异的成绩报效祖国。
我们每八九个人编成一班，每班有一个政治辅导员，都是当年的大学毕业生。我们二班的辅导员叫丁俊发，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马列主义专业的毕业生，虽比我们大四五岁，可是看起来比我们中面相老的同学还年轻，连学生都叫他“小丁”。小丁后来当了机械工业部办公厅主任，他的夫人张月姣是我们的同学，后来在经贸部当了条法司的司长。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留学生集训队我们小组成员在工人体育场北门留影。
后排左起：周新生、我、彭守义、唐湖、高振华、丁俊发（政治辅导员）；
前排左起：王海鹏、祁红金、李俊钱、张玉琪（1964年7月）
在蒋南翔部长的报告中，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他说国家急需人才，你们这些人虽然还没有出去，但早已“一个萝卜一个坑”，不必担心回来没有工作。但令这位部长大人始料不及的是两年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他本人成了头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仅被打倒，而且还被“踏上千万只脚”，他所许诺的工作岗位当然也化为泡影。后来我们都说：“萝卜”还没长大，“坑”就没了。
记得大概在集训一个月后，我请几个家在外地的同学祁红金、李俊钱、周新生和辅导员小丁到家里吃了一顿饭，起因竟是这些南方的同学对北方的玉米面“窝头”心仪已久，不知为何等美味。于是我让母亲在家里准备了饭菜，当然也蒸了几个小窝头，好像其中还加了红糖。这些南方人果然个个吃得津津有味。他们当然不知道，再早两年，北京人定量供应的粮食中60%是粗粮，其中主要就是玉米面。如果让他们一天三顿吃窝头，估计连一个星期也坚持不了。
不久，有关领导在大会上宣布，留学计划有调整，部分人可能要留下，让每个人都做好“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几天后，留下的名单宣布了，其中包括郭亢亢。但所有留下的人都被高教部保送上了大学，我记得有北大、北外等名校。郭选择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她选的专业也是法语。我到法国的第二年还托人给她带回一本《小拉罗斯》词典。
8月份，集训班安排了一次到外地参观，目的是让这些即将远赴欧美的莘莘学子深刻了解伟大祖国的建设成就，地点是沈阳、鞍山、抚顺和上海。四百多人分乘两列“特慢专列”，一路向北，另一路向南。所谓“特慢”是指在铁路运行图上并没有这个车次，因此只能插在其他列车的间隙中行驶，有时一连跨过几个大站，有时却在某个无名小站上一停就是几个小时。好在全部都是硬卧，没事的时候大家就在车厢里打扑克、下象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