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留学生的纪律很严格，起床、吃饭、就寝都遵循固定的时间，属于“半军事化管理”。平时不准随便上街，必要时须向辅导员请假，还必须“三人同行”（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要宽松一些，但也要“两人同行”）。这样安全确实有了保障，但也大大减少了和外国人接触的机会。
我们的伙食费并不宽裕，平时都是两菜（荤素各一）一汤。早餐则大多是面包、果酱、黄油和稀饭，还有就是头天剩下的馒头和菜汤。从高教部来的白案师傅（冯师傅）经常给我们烤一些烧饼、油酥火烧之类的小食品，还用黄豆自己动手做黄酱，让我们吃上了相当正宗的北京炸酱面。副食主要靠开着那辆标致404旅行车去中央菜市场购买。那里的商品是批发价，比街头小贩的零售价要低很多。那里的营业时间一般从凌晨4点开始，到6点多就收摊了。蔬菜、肉、蛋、鱼和禽类都是在夜间用五六十吨的大集装箱货车运来，各区的小贩都来采购。由于法国人不喜欢吃也不会做猪头、猪蹄、猪下水，所以售价极其便宜。我们每星期大概都要吃一次红烧猪蹄，炒猪肝也是经常吃的菜。由于经常去采购，有的批发商就和我们熟悉起来，我们有时会提前订货，比如“100个猪蹄，星期三交货”等等，批发商会喜出望外，在价格上也会主动打些折扣。
留学巴黎
我们每人每月发50法郎的零用钱，但日常花销很少。当时的比价大约是1法郎等于人民币0.52元。除了交团费就是买一些笔记本、圆珠笔、手纸、洗衣粉之类的日常用品，还有就是上课时如果耽误了吃饭，就在街头买一块巧克力充饥（法国的巧克力不仅质量极好，而且价格很便宜）。半年后，由于平时运动量小，有的同学“发福”了，在国内做的裤子穿不下，就集体买来布料，由几个会缝纫的女生动手给大家做裤子。我们在两年多的留学生活中，没有一个人买过手表、录音机、香水等高档消费品，只有很少的人买过一两件日常穿的衣服。1967年初回国时，所有的人都把余下的钱交了团费，记得我上缴了五百多法郎，女同学张玉琪竟然上缴了七百多法郎。
我们还有几个“勤工俭学小组”，有理发组、修鞋组、缝纫组、木工组等等。我是好几个组的固定成员，还兼任电影放映员。
我们平均每半个月到大使馆看一次电影，地点就在大使官邸的会议厅，看的都是从国内送来的片子。两台35毫米放映机是飞利浦的，算质量相当好的产品。使馆的放映员是给大使开车的司机，据说曾担任过中南海的警卫，会武功，还教过我们几招挺厉害的防身术。他只给我们学生放过两场电影，后来就教我们自己放。于是我就被指定为业余放映员。也就是从那时起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看电影时总不由自主地注意银幕的右上角，因为一本影片（大约10分钟）快放完时，就会在那个部位出现一个一闪而过的圆圈或叉子，两三秒钟后这个符号会第二次出现，这时必须立即按动放映机上的切换钮，否则就“断片”了。估计现在的放映机都能自动切换了吧。
是否有点专业放映员的架势？在大使官邸的礼堂放电影（右为同学尹重庆，1965年）
有一次我们用来收听北京短波广播的飞利浦收音机突然坏了，我便自告奋勇承担了修理的工作。本来想，凭着本人在无线电组混过五六年的经验，什么收音机没修理过？但这台收音机与我在国内见过的都不相同，也没有线路图和任何检修工具。经过检查，我认定低频部分工作正常，问题出在中、高频部分。通过分析，我断定是中频放大出了问题，其中最可疑的是中放管，尽管它的灯丝还是亮的。但这是非常少见的现象。因为如果是管子老化只能造成放大性能的衰减，不会完全无声；而管子漏气就会把灯丝烧毁，从外表就能看出来。但中放级的其他元件问题更不会导致整台收音机停止工作。经过反复琢磨，我果断地判断就是中放管的问题。于是我从商店里买了一支同型号的管子，换上后大功告成。
“修皮鞋喽”
直到出国留学之前，我从未穿过皮鞋。小学、中学都只穿球鞋，当时大概两三块钱一双。名牌“回力”鞋要五六元，只有家境富裕的同学才穿得起。
到了国外，走路甚至跑步都靠从国内带来的两双皮鞋。十八九的大小伙子，哪个不费鞋呢？不到半年，多数同学的鞋都出了问题，轻则偏掌，重则鞋底磨穿。而在法国巴黎，当时买一双皮鞋动辄五六百法郎，名牌的要几千法郎，这不是我们这些穷学生能承担得起的。而且，法国市场上的鞋，大多长脸尖头，按照当时的审美观点，绝对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体现，谁要胆敢弄这么一双鞋穿，不用说，立马就会成为批判对象。当然，街头也有修鞋的，有的同学问了一下，吓了一跳，修鞋的费用甚至比买双新鞋还贵！
一次去BonMarché商店，我偶尔发现了专营修鞋材料的柜台，便产生了自己修鞋的念头。这个想法得到留管干部张世祯的支持，批准我买了一把锤子、一把切皮刀、一个钉鞋用的“铁腿”，以及少量的修鞋材料，还给我一把宿舍地下室的钥匙。于是，修鞋组便开业大吉了。
其实，说是修鞋“组”，开始时只有我一个人，一年以后，65级来了，才又有一位男生自愿加入进来当了我的“徒弟”。
没穿过皮鞋，更不会修皮鞋，一切都凭自己摸索。
开始时，同学们的鞋大多毛病不大，以后跟处“偏掌”居多。偏掌并不难修，多数钉上一个铁质的“橘子瓣”即可。如果有的鞋跟磨得太厉害了，也可以整个换后跟。但如果是前掌磨坏了，就要粘上一层胶皮，周围用切皮刀仔细切割整齐。法国的修鞋材料比较“人性化”。比如修前掌的胶皮，都是按照鞋的号码做的，涂有一层胶，上面再盖上一层铝箔，还附带一小管胶水。粘前掌时，要先用木锉、砂纸把鞋底彻底打磨毛糙，将胶水涂均，稍干后把胶皮上的铝箔揭下来，直接粘上去就行了。
大多数修理都不怎么费事，立等可取，因此受到同学们的广泛欢迎。
同学来修鞋都是按照材料的“成本价”收费，比如钉两个“橘子瓣”大约是40或50生丁[12]，直接放在旁边的一个“中华”烟的铁罐里即可。同学们在表示“感谢”之余，几乎无不惊呼“太便宜了！”
后来发现这样还是有问题。一是铁质的橘子瓣实际上并不耐磨，最多一个月就磨坏了。而且穿着这样打了“铁掌”的鞋，会伤及一些场合的木地板、地毯，老外虽不好说什么，但难免也会侧目。二是成品的前掌胶皮每副要四五法郎，还是比较贵。
改进方法很快就想出来了。对付后跟磨偏的鞋，后来基本上不用铁质的“橘子瓣”了，改为钉上一小块牛皮或胶皮。当然操作起来要麻烦许多，因为鞋跟是偏的，所以要仔细锉平，这块牛皮或胶皮也必须先用刀“铲”成一个斜面，与鞋跟一起都抹上胶水后等它干燥（否则粘不牢），粘上后再补几枚鞋钉，基本上就万无一失了。由于用的基本上都是边角废料，顶多是几个钉子、一点胶水而已，所以这样修鞋大多数是完全免费的。
前掌的修理也放弃了那种成型的材料，而是买了有报纸那么大的两大块胶皮（一薄一厚），按照鞋底的尺寸临时切割。这样算下来，修一双前掌的成本也不过一两法郎而已。但大块胶皮上没有预先涂的胶水，自己涂抹的胶水的粘合度比较差（那时鞋胶的粘合强度远没有现在的产品那么好），曾有同学两天后要求“返修”，原来有一只鞋粘上的胶皮竟然不知何时走丢了！这次“事故”令我颜面尽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