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的作品没有其他人的著作几千万字那么多，也不是在某个领域里精研，成为专家，但是我在大学里积累了丰富的知识。重视实践的同时，用哲学的思维去理论联系实际，我想这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3年以后，我在《哲学动态》做编辑，就需要缜密的逻辑思维，有观点的创新。作为编辑，把文章修改几个字，出一个题目，列一个提纲，就会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上大学时，老师对我分析问题的能力很认可。1962年暑假回来后，我针对经济困难时期全国形势和农村阶级斗争做出的分析都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
长知识还是找武器？
我是班里团支部的宣传委员，在即将毕业时要总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总结我们班与工人一起学习哲学的经验，即响应党的号召，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我负责写稿子，稿子后来还发表了。其实这篇稿子我写得不形象，很理论化。但是后来余源培帮我们修改总结，他抓住了很多生动的例子。比如写我们班周文是怎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再比如，我们班的任瑞平有点胖，余源培帮我们修改得很有趣，说小胖子在工厂是如何与工人一起活学活用的。其实任瑞平是上海人，他在工厂里讲哲学的时候用上海话，而我们不会说。所以他能更好地与工人沟通，更容易和工人打成一片。
这篇稿子先是在1964年3月24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中国青年报》的评论。3月30日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作为头条新闻播送了这个消息。《中国青年报》上的评论，我都抄下来了。《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题目是“长知识还是找武器？”很短但是字字铿锵有力。《人民日报》这篇短评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该作为知识来学，而应该作为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武器来学。《人民日报》的评论让我的观点更为清晰，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更为坚定。我时刻把它当作一个人生的指向标，从学生时代到工作，一直到现在，我的一生都是遵照这个观点来做学问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援助我国搞建设，我们哲学系用的教本也都是苏联编写的。复旦刚建立哲学系的时候，用的是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主任柯西切夫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教材》。而我们上学时，胡曲园教授先用自己编写的讲义，后来用的是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教本。教本先被翻译成了中文，分上、下两册，老师就按这个中文本来讲。我现在还保留着俄语版本的教材，后来不学苏联教科书后就把它当作学俄语的材料了。
1960年后，中苏关系开始恶化，我们就放弃了苏联的哲学教科书，改用艾思奇[12]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大学的萧前和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的邢贲思[13]都参与了这本教材的编写工作。我们学习历史唯物主义，辛敬良老师用的是孙叔平编写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教材。
复旦哲学系的教学一般都遵循两个循环。第一个循环是在大学前三年完成哲学教科书的学习，不仅是苏联教科书，还有中国教科书；第二个循环是上大四以后，要完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经典著作及毛泽东著作的阅读。那个年代，比较强调毛泽东的著作，比如《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60年，提倡教学改革，上课讲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毛泽东的两论《实践论》、《矛盾论》是重点内容。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与毛泽东思想保持一致。《实践论》我们基本上都能背诵下来。
大学期间，我们学习唯物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即量变质变规律、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与我们中学王汉卿校长所讲的斯大林所持有的哲学原理有些不同。因为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中，讲辩证法、唯物论、历史唯物论都有他自己的一套说法。
我们还学习了哲学中最基本的几对范畴：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形式与内容、必然与偶然、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等。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毛泽东的《实践论》。因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对哲学发展是有贡献的。《实践论》是对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是反对教条主义的，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也非常推崇《实践论》，《真理报》曾为此专门发表过文章。《实践论》主张研究实践基础之上的认识论。我的哲学观点深受毛主席《实践论》的影响。做学问这么多年，我一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获取真知。在本书后面的章节，我再具体论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从高中一年级我们就改学俄语，学了3年。大学前三年也在学俄语，加上后来我又选修了一年。总之，我一共学了７年俄语。上大学期间，我把俄语版哲学教科书和中文版的一一对照，慢慢地我可以借助字典来读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原著了。
我的大学老师
大学时代，我遨游在哲学知识的海洋。恩师犹如黑夜中海面永不熄灭的灯塔，指引着我前进的方向。胡曲园老师是我们哲学系系主任。听说，胡先生是北大哲学系毕业。他当年在北大听胡适讲过哲学。胡曲园给我们介绍胡适是怎么从实用主义观点讲他的思想的。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主张大力宣传科学与民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胡曲园先生的思想要比胡适的高明。
1960年在搞教育革命之前，胡先生给我们讲辩证唯物论。那时候在学校掀起一股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学生学习的热潮，即学习毛泽东的两论。胡曲园老师对《矛盾论》颇有研究，他对矛盾的统一性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我还记得胡先生给我们讲“矛盾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这个原理时的情形。由于胡先生课讲得很精彩，我们对教科书学得也很认真，这为我以后哲学的学习打下了比较牢固的基础。
很可惜胡先生还未讲完辩证法部分，就遇到了教育革命。当时规定学生也可以参与教材的编写。后来是年轻的助教给我们讲课，讲哲学原理，根本不让教授讲课，这真是胡闹。
当年胡先生曾在《上海学术月刊》上发表过一篇关于矛盾同一性的文章。一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胡先生发表的这篇文章。文章发表后，曾有人和他争论这个问题。胡先生觉得矛盾的同一性本身就是一个很清晰的问题，根本没有争论的必要。胡先生为此很生气，以至于以后很少发表文章。教育革命之后，胡先生就不到课堂上来了，他只主讲辩证唯物论部分。到该讲历史唯物论的时候，已经换成辛敬良老师给我们上课了。胡曲园老师的夫人陈銈如，也是我们的良师，学习经典著作的时候就是陈老师教的。
严北溟老师是我哲学路上的另一位启蒙老师。严北溟在国民党时期曾担任过《浙江日报》副刊的总编。他是一个很有学养的老师，对中国哲学和佛学都很有研究。严老师主要讲中国儒家哲学，我们也听过他的佛学讲座。他的一个讲义就是《“仁”是儒家的核心范畴》。从“仁”出发，儒家学说又发散出其他的观点和说法。儒家思孟学派的核心理念就是“仁”，严老师认为“仁”，从二从人。行仁义，就是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圣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严老师的观点和我从小受到的爷爷的教育有着很多契合之处。我非常认同严老师的说法，按照“仁”的观点做人做事。儒家讲究道德礼仪，周总理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是我们每个人学习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