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语文老师，如庄骥和王一伟，他们的文学造诣还是很高的。郑正（原名郑衍顺）等人在高中时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在庄骥和王一伟老师的指导下，干出了很多成绩。郑正等人虽然因为家庭出身等问题没上成大学，但是他们后来都发表过小说等作品，郑正还当上了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他曾在《江淮文艺》和《萧县民歌》上发表了很多作品。我也曾在《萧县民歌》第一集上发表过两篇诗歌。下面是我在《萧县民歌》上发表的作品。其中，《岱河弯又弯》还被用大字写在了王座村的墙上。
岱河弯又弯
岱河弯又弯，
河前河后米粮川；
往年岱河闹水患，
今年岱河灌稻田。
淮北变江南
修河千千万，
挖塘万万千，
遍地银河水，
处处有清泉。
清水灌沃土，
旱地改水田，
稻田绿油油，
淮北变江南。
初到上海之城市印象
1959年秋季，我只身一人坐上到上海的火车，自此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涯。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去看外面的世界，第一次置身大城市，真切体会农村与城市的巨大差别。到上海后，复旦大学哲学系到火车站来接新生，我随他们从上海北站一起坐73路公共汽车到了复旦大学。这是我第一次坐公共汽车，一路上看着上海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无比地兴奋和激动。
上海与农村相比，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只在生活习惯上，就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适应这样一个陌生的大城市，着实花费了一段时间。农村的孩子特别能吃苦，学习也刻苦。在中学时候，我们每天早晨起很早出早操、晨读，白天上一天课，晚上还要点着汽灯上自习，很晚才去睡觉。但是上了大学后，我发现各方面的情况与中学大不相同了。中学时，学生学习和生活各个方面都有人管，而大学生活全靠自觉，生活节奏可能一下子就松下来了。为了完成中学到大学的这种转换，我费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里面当然还有一个从农村生活到城市生活的变化问题。
进大学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淋浴。可能因为上海夏天的天气比较热，上海人有每天冲凉的习惯。我刚进复旦报完到，就被同学拉去一起洗澡。他们说：“走，打药（音）去”。我不懂是什么意思，到了澡堂才知道原来上海话管洗澡叫“打药”。但是在农村根本没有这个条件，虽说我们中学也有一个澡堂，而那是一个大浴池，很多人都在一个池子里面洗澡。我第一次淋浴是上了大学之后。
上海，我一呆就是五年。慢慢地适应了城市的生活，对上海也有了比较感性的了解。多年之后在我整理图书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大学一年级时的日记，很是兴奋。195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这段日记记录了我初到上海的心情：“十分幸福，今年我有机会参加了上海市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狂欢晚会，第一次看到上海的各种宏伟的楼房。第一次看到了五颜六色的礼花满天飞舞。几十万人民尽情地歌唱、跳舞。”
那次庆祝活动是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的，人民广场位于南京东路。南京路是上海最现代化的一条路，很具标志性。南京路上有国际饭店，还有大光明电影院，当年《枯木逢春》的话剧，我就是在那个影剧院看的。全国有名的“大世界”也在南京路上。我们去“大世界”照哈哈镜，人在镜子里变成了各种形状，特别有意思。
上海的许多街道是斜的，在南京路上能看见永安百货公司，还有第一百货公司挂着的大条幅，这是当时上海的购物中心。沿着南京路继续往东走就到了外滩。外滩有许多标志性的建筑，由北向南，依次是外白渡桥、哈同花园大厦、中央银行的旧址及上海海关。上海海关整个楼都是用大理石建造的，楼顶还有一个大钟，非常雄伟。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新的建筑并不多，依旧是旧上海的模样。那时候浦东没有开发，还是农村。黄浦江的西面就是外滩。解放前黄浦公园还挂着那个让每个中国人都不舒服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解放后这块牌子自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坐着有轨电车“叮铃咣当”地欣赏着南京路沿路的风光和建筑。与上海相比，曾经在我心目中无比神圣的徐州显得如此渺小，不值一提。初来上海的我，睁大双眼满怀好奇地看着这个大大的世界，懵懵懂懂地对大城市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
家乡的味道
来到大城市，其实最怀念的还是家乡烙馍的香味。我上中学的时候，家里供养孩子最好的待遇就是上学给他带上烙馍。烙馍也叫烙薄饼，饼有的是一面白面一面高粱面，也有的是纯白面的。母亲把摊得薄薄的一张饼放在三条腿的鏊（ào）子（烙饼的工具）上，下边生上火。饼在鏊子上来回翻烤，等到饼皮泛起黄色，一张烙馍便可以享用了。每每吃到烙馍，就会勾起我的思乡情，因为烙馍是家乡的味道，是童年记忆的味道。
提起家乡的味道，不得不说起萧县的方言。古诗有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不论人年龄多大，离开家有多远，只要一听到家乡的方言，心中就会泛起一种亲切的感觉。萧县方言的代表性词语是“ge ba（拼音）的”，说时儿化轻声。比如说今年收成怎么样？就可以说“ge ba的”，即含有“差不多”之意。我想这个词是农业文明的特点，大概是劳动工具。用萧县方言讲成了“ge ba的”。我上大学和工作后远离家乡，一听见有人说起这个词，就知道自己碰到了老乡，备感亲切。
复旦大学校园
1956年复旦大学建立哲学系，是全国第二批建立哲学系的大学。一起建立哲学系的还有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1959年至1964年，我在复旦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大学时光。这里不仅仅有我最最崇敬的老师和可爱的同学，这里还丰富了我的知识，让我的思想变得成熟。我在大学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以致我坚定地走上了研究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用毕生的精力来研究哲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进校后，哲学系的学生住在复旦第10宿舍，即学生的宿舍区，在复旦邯郸路校园的东半边。入校的时候，新教学楼刚刚建成，文科大楼在1200号，我们就在那座楼里上课。在宿舍和文科大楼之间有一条笔直的柏油路，我们上课途经生物系和物理系的办公楼。学校有生活区、报刊亭，还有一片菜地。那里住着一个当地的农户，也是小篱笆门，我们在学校种菜就是跟那位老师傅学的。连接第10宿舍和新教学大楼、图书馆大楼的那条路是用一块块儿拳头大小的狗头石铺成的。在十字路口处，可以看见苏步青住的小楼，再往前是陈望道校长住的小楼。我们有时候散步会到那两座小楼跟前去转转。生活区的旁边有一个大操场，每天早上学生在那里跑步锻炼身体，但是上体育课是在邯郸路南大操场里。靠大操场的南边是一个风雨操场，当时那是用竹竿和凉席搭成的室内的体育馆。
物理系的楼正对着的是现在复旦的校门，我们上学时还未建成，只是列在计划之中。老校门在邯郸路的北侧，在校园的西部。当时，复旦第10宿舍篱笆门往东就是五角场，我们都戏称它为“五毛厂”。复旦坐北朝南，西边是教室和老校区，东边是学生宿舍，宿舍最北边是几个学生食堂和淋浴室。我们的宿舍楼与历史系的宿舍楼挨着，因为哲学系的人比较少，所以与历史系共用一个食堂。食堂原来只是一个平房大厅，后来是新盖成的二层楼。我记得那时候拿饭票去打饭，有上海人常吃的鸡毛菜和长条茄子，一份菜才几分钱。大学时，我曾担任班里的生活委员，还经常去食堂办公室结账，帮家住上海的同学退饭票。这就是我生活学习了五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