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2月，为满足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国务院出台了统购统销政策，要求农民把余粮卖给国家，作为供应城市人口的商品粮。每年国家需要征集800亿斤粮食。但是1959年以后，农民自己吃饭问题都很难解决，更没有余粮。农民朴实、无私，宁可饿肚子，也把粮食交给国家。那时我在中学念书，国家供应给我们商品粮。我们搞勤工俭学，还烧过耐火砖。有一段时间，国家实行供给制，公社每月给中学生4元钱，入伙吃饭。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解决吃饭问题，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学生吃食堂，当然是大锅饭。可是1958年后，农村也搞食堂，所以也叫“大锅饭”。
1958年“大跃进”中“左”倾错误严重泛滥，那时候叫“放开肚皮吃饱饭”。本来1958年农村粮食大丰收。收白薯为了提高效率，就用犁耕，露出土面了再人工来捡。这样跟刨白薯不一样了，会有很多白薯落在地里。那时候粮食开始实行定量，因为我个子比较小，所以学校给的36斤原粮可以吃饱。有些个子高的同学，不够吃就可以从地里捡回好多白薯贴补伙食。那年冬天造成了一大批粮食的浪费。1959年，干旱灾情在全国各地频发，导致粮食歉收。但农民再苦也要为城市提供粮食供应，所有的必然和偶然拼合在一起，全国遭遇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一些人因为反对“大跃进”、反对食堂制而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城乡对比
1959年，我上大学离开家乡时，父亲送我去火车站，给我带的是带壳高粱做成的干粮饼子，路上饿了吃。饼子又硬又干，剌嗓子，难以下咽。我在火车上饿急了，才会吃上一口。后来生活好了，父亲提起这件事，心里对我充满了愧疚。他总说，孩子出去上学，家里居然还给他带这种难吃的东西。可是我依然对父母心存感激，这已经是家里对我的特殊照顾了，因为在家根本没有吃的，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我一到上海，像进入了天堂，第一次感受到城乡之间的天壤之别。
从中学开始，我的户口就在学校。学校每月发给学生36斤原粮（带壳的粮食）。到大学，我们便是每月发33斤商品粮（磨好的粮食）。所以，我因为上学而免遭太多困难时期的苦难，但是我的家庭却承受了丧失亲人的巨大痛苦。困难时期，大哥家孩子多，生活负担重。我的一个小侄子和一个小侄女，因为没有吃的而夭折。1960年元旦之后，我的大哥和大嫂在他的两个孩子离世不久，也因为饥饿先后去世了。当年暑假回家时，我心痛不已，刚离家一年的光景，我便失去了四位亲人，与他们阴阳两隔。
农村那时候还是吃“大锅饭”，一天吃一顿饭都成问题。我的父母亲年事已高，我生怕他们也熬不过饥荒。于是在学校我省吃俭用，把全国通用粮票省下来带给父母。放假回家，我在村里吃饭让上交粮票，我说：“我没有粮票。”
虽然那时萧县已经属于安徽省，但是我们离徐州比较近，江苏粮票可以去徐州用。他们便说：“没有全国粮票，江苏的也行啊。”
“江苏的也没有，我有上海的，你们能用吗？”最后我没有把粮票给他们，而是留给了父母。在村里虽然没有上交粮票，但是一天一顿饭还是可以去吃的。
假期，我去拜访叔父家的谊芬姐。她小学毕业做了供销社的营业员，算是国家干部，我在她家吃了一顿饭。我还回中学母校看了看，正好碰到同村的董正芝。董正芝请我吃了一顿饭。因为家里根本吃不上饭，我放假在家只呆了几天，便匆匆赶回了学校。因为我在学校，每天都能吃饱饭。1962年，党中央就当前农村的严峻形势做出了部署。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就国家的经济政策做出调整，采取补救措施，农村的困难形势慢慢地好转。只短短的几天假期已让我切身地感受到城市和农村存在的差别，感受到农村在建设工业化道路上做出的巨大牺牲。
解决农民、农村问题是我国的当务之急。1953年统购统销让农民交余粮，农民没有余粮就把自己的口粮挤出来，完成国家任务。交完余粮，国家再返销给农民口粮。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实际上国家向农民征了不少“过头粮”。当时中国按照苏联模式来搞建设，国家利用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剪刀差”来搞社会主义积累，以完成工业化。国家只顾工业化，完全没有考虑农民利益，勒紧裤腰带搞建设，现在看来都是“极左”的做法。
陈云采取的经济措施虽然在当时看来是“右”的做法，但比较务实。新中国成立之初，投机倒把、通货膨胀严重。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采取了一系列的方法把经济稳定下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又采取统购统销的办法，调整城乡关系。“大跃进”投资规模过大，陈云提出先要吃饭，然后才能搞建设。陈云同志的这个观点被视为“保守、右倾”。
1962年后，国家进入三年经济调整期。陈云采用高价采购农产品的办法，从农民手中高价买来农产品，而对工业品的供应，采取工业券的购买方式。农民手中没有工业券，只能花高价才能买到工业品。那个年代，什么都用票和券，如油票、粮票、糕点券、工业券等，国家采用这种办法理顺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当时很流行一句话“七级工、八级工，不如农民一沟葱”。这确实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七千人大会”后，经济政策放宽，农村逐渐搞活。安徽农民为了能够生存，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偷偷摸摸地搞包产到户。1962年暑假，我回家也是在做农村社会调查。那时候农民有了自留地，实行自主经营。农民早已不再吃大锅饭，农村食堂早就解散了。
当时工业产品供给农村很困难，国家对于农产品换工业券管理非常严格。但其中也暗藏了很多“机会”。比如农民可以卖鸡蛋给徐州人，跟他们换些工业券买烟。当时许多农民，包括我母亲在内，都在偷偷地搞“投机倒把”。她用这些农民买不到的洋烟卷，卖高价赚一些钱。另外，母亲把用高价买来的麦子磨成面。要知道，当时是没有牲口的，用石磨磨面全靠人力，蒸了馒头卖给徐州人，自己吃磨面剩下的麸子。这样赚些钱来维持一家的生计。
有一次我的两个弟弟帮母亲卖完馒头回家，在陇海铁路杨楼火车站下的车。因为贪玩，小弟弟去看拖拉机，三弟谊恕太累了，就把装钱的口袋枕在头下睡着了，结果，卖馒头的钱被别人偷走了。那时候姐姐早已有了自己的家，两个弟弟因为丢了钱，不敢回家，就到刘套去找姐姐了。半夜，弟弟站在姐姐家门口，也不敢打扰到姐姐，他俩就小声地喊：“姐姐，姐姐。”又喊了几声没有听见回应，他俩也不敢再喊了，就在门口外等着。还好，姐姐听见外面有动静，出去开门。一开门，看见两个弟弟站在外面，一问才知道他们把钱弄丢了，不敢回家。后来姐姐才把他们送回家。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城乡对比
我听家人给我讲起这些，心里很不是滋味，感觉对不住我的弟弟。弟弟董谊恕1945年初出生，比我小5岁；小弟弟董谊志1951年出生，小我12岁。经济困难时期，他们跟着父母在家受苦，两个半大的小伙子瘦得不成样子，看得我非常心疼。彼时我已经出去上大学，家里没有劳动力，仅靠年迈的父亲支撑着，已经没有条件再供养他们上学了，所以尽管弟弟董谊恕非常聪明，学习成绩很好，也只能在家干活挣工分。我对两个弟弟内心充满了感激和愧疚，所以后来我一直坚持让我的小弟弟念书，直到他高中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