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两个弟弟（摄于1973年，左为三弟董谊恕，右为小弟董谊志）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亲身体会到从农村到城市生活上的巨大改变，也有着农村“三年困难时期”失去亲人的惨痛经历。后来我一直强调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国家要走城乡一体化的道路，让农村人受到和城市人一样的待遇。
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讲，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近代是一个封建落后的社会，备受外敌蹂躏，经济基础薄弱，人口基数大，而长期以来农业人口又占总人口的80％以上。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是中国实现工业化道路上的大难题。我们国家现在还有很多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邓小平曾说：“我们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是让农民真正过上好日子，就涉及中国的几大结构问题：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这是成为现代国家的绿色拐点，改革中必须重视这些问题。
前些年刘昌平曾在书中提到：“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我很赞同。当然，要使国家现代化，必须要造就现代化的人。所以，有个说法叫做“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三农问题”近几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家着力解决中国农村问题，比如维护农民工的权益、抓乡村的基础教育等。
但是我们在城乡一体化道路上刚刚起步，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过去农村孩子的出路只有两条：升学和参军。如果不通过这两条路，有些人一辈子也走不出农村的生活环境，一个农村孩子进入城市要付出太多的努力。但是仅仅靠走出农村这些人的个人力量是不足以改变整个农村状况的。农村孩子自己不努力，或者有时即使是努力，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我们国家整体认识到这个问题，调整城乡结构和工农结构，才能缩小城乡差别，使农民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农业县和县级市的区别在于全县生产总值中第二、第三产业占多少比重。如果一个县的第二、第三产业比重超过一定指标，就可以将该县划成县级市。显然萧县还是一个农业县。但是在县城发展经济不意味着为片面追求GDP（国民生产总值）而任意污染环境。王座所在的那个地区为了谋求经济增长，在薛庄设了一个造纸厂，造纸厂的污水直接排放到老岱河，严重影响了附近一带居民的正常生活。岱河位于淮河上游，但是这样的造纸厂一直关关开开，到现在也没有移址。我期望能在萧县发展绿色产业，保护环境。农业县经济落后，但不是不可以发展文化产业。萧县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着高质量的教学水平，完全可以利用人才资源去发展文化产业，带动全县经济的发展。
我将自身的实际经历和理论联系到一起，对农村问题做了一系列探索和研究。针对这个问题，我做编辑时，曾改编过杜润生的一个讲话“要提倡从哲学上思考农民问题”。该文曾在《哲学动态》上发表过，社科院办的《学术动态》也刊登过，后来中宣部办的《理论动态》加以转载。中宣部非常认可这条动态，转载的时候用的是“《哲学动态》记者”的名字，而没有写我的名字，但是这个观点是我提出的。之后很多地方引用了这篇文章的观点，理论界开始有人思考从理论角度阐释这个问题。
思想“又红又专”
上大学时尽管身边发生了许多事情，但我从未怀疑过党的指导方针，由于受到家庭出身和个人信仰的影响，我坚定地跟党走，听从党组织的安排，积极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虽然母亲在家忍饥挨饿，迫于生计才偷偷地做些小买卖，这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但是我还是认为母亲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苗头，是“投机倒把”。我在当年的日记里也对这些事情做了检讨。尽管现在看来有些偏激，但是我还是坚定地认为阶级斗争的学说没有错。
有产生阶级的土壤，阶级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阶级的产生，首先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我们不能脱离开经济问题，仅仅从政治和思想上划分阶级。有阶级存在，当然就会有阶级斗争，只不过阶级斗争的形式不同而已。在整个过渡时期，中国确实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是不能片面夸大阶级斗争的危险，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形势。我们要选择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左”和“右”都是错误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审时度势，正确把握形势做出判断，制定出可行的政策，引导人民为追求幸福生活而奋斗。从一个稍长的历史时期来看，中国共产党人正是这样做的。
大学里，我是班上的生活委员，后来又担任了团支部的宣传委员。我思想积极，政治上要求进步。当年国家积极倡导学习雷锋精神。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刘少奇也题词，周恩来也题词。我有一篇日记写道：
“学了雷锋的事迹后，我初步检查了自己三年半的大学生活。真正的全面总结留给以后去做。这里仅就几个主要方面加以总结，以便历史地看待目前自己的现状。同时也是为了从以往的生活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实事求是地制订当前的行动计划，鞭策自己更快地前进。
这里主要涉及如何正确处理‘又红又专’的问题。今后的生活道路应该怎么走？怎么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正确地分析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社会生活的复杂现象？如何转变世界观，用正确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总的说来，就是认识客观世界，认识自己的主观条件，使自己的认识符合客观。当前我的任务是完成大学阶段的学习，要‘又红又专又健康’，学习上抓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训练，其中也有劳动。现在通过经典著作的学习，把知识逐渐补起来。俄语和写作要适当加强，特别是外语。哲学史也要适当补课。这方面要抓精、深，不要太多。学习上是要进一步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和学习态度、学习方法的问题。以后要结合功课，学习搞一些专题研究。”
大学五年级的时候，学校号召学习毛泽东著作。大家认真地学习雷锋精神，读毛主席的书，努力听毛主席的话，争取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在政治思想上进一步解决世界观问题，树立了人生的根本观点。其中之一是正确分析现实问题，树立集体主义；反对个人利己主义；树立群众观点、劳动观点。最重要的是要将这些观点贯彻到实际当中去，社会工作是锻炼自己的机会。
三下农村
大学时，党提出“知识分子劳动化，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这个教育方针是对的，学哲学就是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五年的大学生活，我们下工厂、下农村的时间就有整整一年。大一第一学期，我们在学校参加了两个星期的校内劳动，种菜、盖楼什么活都干。当年那种劳动的热情和精神状态，是现在任何时候都无法相比的。平时，全校轰轰烈烈搞卫生，我们的被子都是叠得方方正正，像豆腐块那样。检查卫生都是戴着白手套去摸，手套依旧是白的，一尘不染。
我们到上海宝山县罗店公社，白天帮助农民修路，晚上去贫下中农家做社会调查。下农村的生活都是军事化管理，不管干一天活有多累，下班后一定要把缸里的水打满，把地扫干净。
下农村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大三的时候去崇明岛垦荒。崇明岛是上海北部的一个大岛。先坐轮渡，然后徒步走八十多里地到崇明岛西北角的地方去垦荒。我们是去开荒的第一批，跟上一届学生一起去的。1960年党号召“大办农业大办粮”，上级分配给复旦大学400亩地开荒的任务。垦荒时，我们住的是自己搭的茅草棚，吃的是自己做的粥和馒头。那里原是一片荒凉的芦苇滩，我们去之后，把芦苇割掉，用拖拉机翻耕后还要把芦苇疙瘩都捡出来，再把土地弄平整，然后才能种农作物。现如今的崇明岛已是片片良田，成为了上海的副食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