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行车厂锻炼一段时间后，我们就回校了。可是，回校后我们每周还安排上午四节课，下午到工厂，利用工人休息的时间和下班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和工人一起学哲学。学生满腔热情地给工人讲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比如《矛盾论》和《实践论》。我们给工人介绍什么是矛盾，介绍普遍联系的原理。工人学得很上心，工作之余他们就聚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有时候讨论很激烈。上大学五年级的时候，已是“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国政治氛围紧张，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工厂里开展“五反和五好”的讨论活动。正在“五反”关头，自行车厂发生了盗窃事件，有人在储存自行车轮胎的仓库墙上挖了一个洞，然后从仓库里把自行车轮胎偷出去卖。我和同学邓刚忠结合实际情况，去自行车厂总结“五反和五好”的关系，并就此写了一篇论文《五反与五好的关系》。
我右眉间有一条小疤，就是在上海自行车厂劳动期间留下的。当时我在工厂宿舍活动室的墙上贴党的教育方针的标语，墙很高，需要爬着梯子上去。结果梯子在水泥地板上打滑，我从梯子上滑了下来。我的眼镜，镜片一碎，扎到了眉毛里，留下了现在这块疤。我在日记记录了当时的心态：“为了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即使落下什么残疾我也无怨无悔。”
大学生下工厂是抱着向工人师傅学习的态度。特别是我，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对上海的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下工厂让我增长了很多见识，知道工厂是什么样子、工人是什么样子、上海工人的家庭是什么样子。我们班在与自行车厂工人学习互动的过程中表现突出，所以才有《解放日报》发表的那篇文章《复旦哲学系五年级学生和上海自行车厂工人一起学哲学》，看到报道我们的事迹，同学们都备受鼓舞。
转眼五载，充实且美好的大学时光即将结束。五年间，我不仅用知识装备了头脑，也在实践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经过时间的历练，我已从一个懵懂的中学生变成了具有专业知识的青年，满腔热情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时刻准备着，准备着。
到哲学所的简单经过
哲学所，全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简称“学部”）的基础上，于1977年5月建立的。党中央给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很高的定位：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党中央国务院的思想库、智囊团，社会科学最高学术殿堂。就我们哲学所来说，确实卧虎藏龙，人才济济。
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时，全国只有北大保留了哲学系。著名学者、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携其得意门生从清华到北大任教。1955年，哲学所建立，又把金岳霖、贺麟从北大调来。金岳霖任逻辑研究组组长，贺麟任西方哲学史组组长。尽管北大还离不开冯友兰，但是把他借调到哲学所兼任中国哲学史组组长。艾思奇、潘梓年创办了《哲学研究》杂志，他们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负责人。潘梓年是抗战时期重庆《新华日报》的社长，解放初期武汉中南行政区教育局的负责人，他后来兼任了我们学部的第一副主任一职。郭沫若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任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解放后，我国哲学理论落后，所以将当时的精兵强将都调到学部搞理论研究。学部刚成立的时候在中关村，1958年迁到建国门内5号，那里原是贡院，在明、清两朝是考进士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曾做过我国海军司令部。
当年大学生毕业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大学毕业都是先报工作志愿，然后再服从党组织分配。作为一名复旦哲学系的学生，第一志愿无疑是要填党中央决定成立的马列研究院，第二志愿报的哲学研究所。由于大学时期严格限制发展学生党员，所以在大学里我没有入党。
当时哲学所到复旦大学毕业生中挑人，原有两个名额，系里也打算照顾一个家住北京的同学，让他到哲学所资料室。哲学所派去的人还想挑选一名党员，但是班上的几名党员早已确定去向，最后只好挑选了我这名团支部委员，而且另一个名额也放弃了，所以仅我一个人被哲学所录取。虽然大学没有入党成为我的遗憾，但鉴于我在学校作为团支部委员，我还是成了复旦大学哲学系进京的四个同学之一。我属于典型的从家门进校门、由校门进机关门的“三门干部”，政治思想比较单纯。我在哲学所做学问，一做就是一辈子。
进入哲学所后，我们先到湖北搞“四清”[14]，后来加上8个月的劳动锻炼。齐一是哲学所的学术秘书，我们回所后，他宣布我们被定为研究实习员。当年哲学所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组不进人，因此，我被分配到新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组，组长是林莉。后来，由于参加第二期“四清”和“文化大革命”，这个组没有开展过业务活动。
1975年哲学所恢复业务工作。这时我被正式分配到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组（后来才改成研究室）。这个组又分为两个小组：辩证法小组和认识论小组，我属于认识论研究小组。1983年秋，我调到《哲学动态》编辑部工作，一直到退休。
《哲学动态》杂志
到湖北“四清”
1964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之际。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工作，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祖国的首都。很幸运，哲学所为照顾新到北京的同志，给我们安排了几个参加天安门国庆方队的名额，我便在其中之列。我们哲学所积极排练，按照顺序几分钟内走过天安门，很有秩序。这次走方阵让我很兴奋，因为这是第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第一次见到敬爱的毛主席朝我们挥手致意。
参加完国庆游行，我在哲学所进行了集中学习，为去地方“四清”做准备，这是我进入哲学所后的第一项工作任务。1964年，“四清”运动在全国开展得如火如荼，席卷神州大地。运动期间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指导“四清”运动，全国人民备受鼓舞，积极响应。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革命，地方“四不清”干部纷纷检讨，这一运动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特殊的一幕。
参加“四清”工作队之前，我们每个人都要进行自我检查，主要是查阶级出身、查自身有没有经济问题、查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我的自我检讨主要是自身存在的个人英雄主义。检讨的时候，我把家庭情况大致介绍了一下：1946年之前，我们家家境不错，算得上是中农。但是1947年之后，兵荒马乱，遭遇内战和家里几次重大的变故，后来爷爷和姥姥又相继去世。我家还卖了地，家庭逐渐败落，步入了下中农的行列，成为共产党依靠的革命对象。
我还检讨自己思想上曾存在的官本位和个人英雄主义的问题，因为小时候受爷爷的教育，总认为读书是为多拿黄金要做大官。但是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意识到自身的错误。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很难，但是我敢于一次又一次地在大家面前检讨自己。我要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首先要站稳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立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要作为武器来使用的，而个人英雄主义是知识分子的一大弱点，我必须长时间警惕，自我改正。
1965年5月28日，我（中间）于“四清”期间在田间劳动
在哲学所集中学习不久，我随浩浩荡荡的“四清”工作队来到湖北襄阳县。哲学所参加工作队的干部有八十多人，他们都是经过组织审查的。当时的工作队员绝大多数是从襄阳地区所属的各个县抽调来的地方干部，将近万人，号称“万人大战襄阳”。这些从各县抽调来的干部在下乡前首先要集训，而我们从北京来的干部在京时已集训过。所以，我们参加这样的集训成了“工作队的工作队”。我们住在樊城，在集训过程中发现一些干部曾经有过“四不清”问题，这样的干部都没有资格参加工作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