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北京校友会
除了参加老专家协会外，我还是复旦大学北京校友会的一名积极分子。复旦大学北京校友会是1984年在北京独立注册的社团。复旦大学校友会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享有盛誉。我们每隔两年就召开一次“世界复旦校友联谊会”，第一届在香港、第二届在上海、第三届在北京，2011年这届是在华盛顿。1993年“第三次世界复旦校友联谊会”在社科院礼堂召开。我作为工作人员，一宿没睡把与会人员名单整理出来。中国大陆、港台及世界各地的复旦校友云集于此，参加了这场盛会。这次“世界复旦校友联谊会”轰动一时，我作为服务工作人员有幸参加了这次盛会。
在此次联谊会上，我们还一起为孙越崎[21]老先生庆祝了100岁的生日。李岚清作为复旦大学的校友也在百忙之中参加了这次联谊会，并为孙老献花。我珍藏的18张与会照片是宝贵的内部资料。
复旦大学北京校友会还策划全国范围的校友文化研讨会，作为一项传统活动，两年举办一次，插在两届复旦大学世界校友联谊会之中。我曾去温州参加过一次校友文化研讨会。校友文化研讨会主要讨论什么是校友文化，怎么举办校友文化，它应该怎么发展？我按照社会学的观点可以解释这个问题。校友文化经过校友会的中介，成为社团文化。社团是第三支独立的社会力量，要独立承担社会义务。
我们主张民主办社团，让人民群众在社团中充分发挥作用，反对中国社会的痼疾——“官本位”。现在的一些社团被一些原单位的领导人利用，他们退休后没事干就到社团中任职，并且垄断职位，压制别人，这绝对不行。还有的人在原单位没有实职，只有某种级别待遇或某个职称，他们当了社团负责人之后，采取“家长式”的领导方式，非常不民主，这也不行。这都是官本位思想在作怪，是农业文明社会的产物。社团内必须发扬民主，民间社团更是如此。
社团中可以让某些具有民主作风的老干部、老领导退休后在社团担任职务，利用他们在职时的人脉资源为社团作贡献。但是我们应该从思想上斩断“官本位”的根源。因为像大学校友会这样的社团中每位成员至少是大学本科毕业，有些人还是在某一领域有所建树的老专家。我们的校友会刚刚换届，已选举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作为北京校友会的实际负责人，我很欣赏他的亲民作风。有一次他参加北京校友会，就坐在我的对面。他说：“我们都是以校友的身份来聚会的，不要有太多讲究。我们来这儿聚会多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目前我们党非常重视社团政治问题，可以挫败美帝国主义者的阴谋，因为美国一直想利用社团搞颜色革命[22]，比如独联体的一些国家，还有现在的阿拉伯事件、利比亚事件等。我一直认为让老同志加入社团，因为老同志都经过政治历练，是绝对值得党信任的。
社团绝不仅仅是联系感情的一座桥梁，还可以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按照社会学讲，独立社团是除政府力量、企业力量（私营企业）之外的第三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只有依靠这三方力量，一个现代社会才有可能建成。而阻碍社团发展的正是提到的上述那些原因。北京市社团办的王处长说：“大概得有十年左右才能够放心，才能够把社团放开。”但这也说明现在中央已经看到社团管理的重要性。
如何将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统一起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必须代表人民利益，党和国家才能站住脚。对政府的监督和促进，不能仅靠个人力量而要靠社团的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将中国的经济搞活，因为政治是以经济为基础的。2010年3月我在复旦大学《北京校友通讯》第28期上发表的文章《校友文化问题刍议》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作为独立社团，不能只靠党和政府拨款或企业家捐款。社团如果经济不独立，它在活动上就会有很多制约性因素；我设想在中国建设经济独立的社团。从政策上说，社团虽然是非营利性的组织，但并不是说社团不能营利。社团组织营利只是不能全用在社团成员之间分配，而其中大部分要用于社团活动，为其目的服务。社团创办经济实体，使其活动有了经济支撑力，这不但不会改变社团的性质，而且可以增加凝聚力。
我们可以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发展社团，特别是民间性质的社团，必须要有“造血功能”，要有自己的社团经济。按有限责任公司登记注册的规定，每个公司可以有3～50个股东。复旦校友会中，如果构造一个社团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相结合的企业，由49个个体，每人出资1万，这49万是很容易征集的。如果校友会能拿出50万资金控股，那么这个公司就有了99万注册资金，这就构成了一个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经济。这样，用其收益的50％去搞校友会的活动，就名正言顺了。
复旦大学北京校友会
有很多个人愿意出资1万元，同意按现代企业制度构建一个组织健全的有限责任公司。但是复旦大学北京校友会拘泥于原有的方式，似乎并不赞同这样的搞法。当然社团的市场运作有一定的弊端。因为社团营利后，会暴露许多个人自私自利、爱占集体便宜的矛盾。但是在我看来，不是每个人都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作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很多人还是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站在集体主义立场上的。如果把社团推向市场，自负盈亏，有利于社团的发展和壮大。第一，要让党和政府在政治上放心；第二社团自己“造血”。集体经济做大做强之后，集体的每位成员才能受益。如何吸取现代企业运作成功的经验，并构造出以社团法人为主导的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相结合的经济实体，这首先是一个实践中的问题，它需要有人去闯去试。我翘首以盼新式社团运作模式的出现。
与夫人相识
当年政治形势的跌宕起伏，也影响到了我的个人生活。本想下干校后就扎根农村，但是周总理一声号召，我又从干校回到了北京。而立之年的我，有了稳定的生活后便开始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
说来好笑，有时候真是世事难料。我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去徐州时，自己曾夸下海口说，要娶一个城里（徐州）的媳妇回家。那时候我天真地以为能娶到城里的姑娘，就是这辈子最大的荣耀。谁曾想，多年后的自己竟然娶了一位京城的姑娘。
1971年，年轻时的夫人
经由我同事的介绍，我与李淑玲相识。那时，她也已经是二十六七的大姑娘了。她是位工人，1965年中专地质学校肄业，因为她的学校后来要搬去西安，她母亲不放心让自己的女儿走这么远。所以，她听从了母亲的意见，留在北京，没有随学校前去西安。她的想法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因为她本身是学地质的，她想着可以凭自己所学专业，到全国各地去走走看看。但是她并不知道其中的艰苦，后来她进了一家服装工厂工作。
我本身是农民的儿子，贫下中农出身。我认为妻子的文化水平和工人的工作性质，符合我的社会关系与择偶标准。我们两个人可以说是门当户对，是无产阶级的爱情。1973年，大学毕业将近十年之时，我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2009年，我和夫人（摄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