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8日，妻子史银凤与母亲郑桂荣（左）在家中合影
父亲是秀才，算是当时村里最有学问的人。他读过四书五经，还自学了《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医学书籍，自小写得一手好字。父亲平时也是一位精通各种民乐的爱好者，还会“打卦”、“算命”、“看风水”，做各种木器活，是村里有名的能人。但受时代环境影响，父亲没有做成更大的事业，只做了高级小学的教员，闲暇时在五台县城的“吉善昌”药铺当坐堂医生，为村民做了不少无偿的医药服务（看病、针灸、开药方等）。当时村里居住的二百多户人家，几乎没有哪家没有让父亲看过病的，父亲深受村民的爱戴。这也是解放后，共产党进行“清算斗争”时，贫下中农不斗争父亲这位“破产地主”的主要原因。可是，在日本侵略的岁月，日本兵常常到村里进行大扫荡，强奸妇女，抢夺财物，就连一只母鸡也不会放过，自然父亲全家也饱受了这种凌辱。
三代祖先，滴点往事
日本侵略者最早入侵五台县我村进行扫荡时，用枪把父亲与他的堂弟逼到房后，命令他们跪在地上，又用步枪顶着他们的后脑，呵斥其交出金银。当天晚上，父亲的堂弟因忍受不了这种凌辱，悬梁自尽。第二天，父亲就带着我和小我两岁的妹妹逃难去了。半年后，虽然日本侵略者依旧驻守在县城，但局势稍稍稳定，我们才又回到昔日的家中。可是，家中已是一片狼藉，尤其是父亲心爱的书籍全部被踩踏在地上，父亲跪在被踩烂的一尺多厚的书堆里，痛哭流涕，伤心不已。
父母之墓
回到家乡后不到半年，日本侵略者换防，新一批侵略者又来大扫荡。无奈，我们只得再次背井离乡去逃难。又过了半年，我们才再次回到家中。1945年，我考入了县城高级小学。
1946年五台县解放，共产党首先派驻工作员（干部）进村组织农民协会，给村里的农户划成分，将全村村民根据土地、房屋、财产、参加劳动情况等，具体划分为地主、破产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赤贫等。当时父亲家被划为“破产地主”，导致全家生活困难，精神压力也更大了。虽然父母已经基本没有劳动能力，可土地不能买卖，为了生活，他们只有靠自己满是疮痍的老手种地养家。
国民党的县城高小被关，我又回到村小学读书。五台县解放后被划分成8个区，第一区公所给学校派来一名姓费的人，他既是教员又是工作员（干部）。由于我接受新事物快，平时表现好，还会写大字，这位费老师就让我在大街小巷写标语，“画黑点”，以此来区分院内人员的阶级背景。
费老师还让我当上了儿童团团长（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带领儿童参加了村农民协会组织的“清算斗争”（斗地主、富农、恶霸）。后来县政府又把一区的高小办在了我村，我转入高小学习，担任学生会的宣传委员。半年后，高小搬到县城，我被留在村小学任教。在这期间，学校教学不是很正常，我一个未成年的大孩子要负责一到四年级的复式课程教学，还得配合农民协会（简称“农会”）搞宣传、演活报戏，进行各种阶级斗争的宣传。
1947年，十五六岁的我利用学校放假的时间，在村里给人家割大烟（五台县刚解放时，政府让农民种了一年罂粟，通过向国民党占领区输送大烟，来换取武器、药品），赚点粮食糊口。有时，我晚上还要到农会帮忙写有关给农民分财物的清单、条据。
1948年暑期，我感到自己需要充实新知识，就考入刚刚成立的五台县简易师范学校深造。1949年2月，由于家庭困难等原因，我来到第一区公所担任通讯员，参加了革命，并于同年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且在11月被调往县政府工作。
在这期间，我们每天早上要在县政府办的干部文化补学学校学习。在全县表彰“扫盲学习模范”大会上，我是县机关干部中唯一被评为“学习模范”的。
当年和我一同调入宣传部的还有史银凤同志，1951年冬至，在宣传部同志们的建议下，我与史银凤同志成婚。
那时两个人结婚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情，我给史银凤买了2斤咸盐，“盐分”意为“缘分”，再称上10个烧饼让她带回家，与其父亲商量。等过了几天，史银凤与她父亲来到机关。史父的到来表示他对这门婚事的认可，于是我和史银凤就领了结婚证。当时住房很紧张，县委有3对类似的结婚的新人，但只有一间不到6平方米的小屋。大家轮流使用这间小屋，算是对我们新婚生活的照顾。
但好景不长，1952年，我遭污蔑以至于被开除党籍，这在当时是一件十分不堪的事情，但身为老党员的妻子并没有嫌弃我，而是在一旁鼓励我，安慰我，陪伴我走过了那段人生最艰难的岁月。
至今，妻子对我的不离不弃，依旧让我心存感激。
妻子一生与法律结下不解之缘。自1952年被派到北京政法学院学习1年后，她就走上了法律之路。1953年，妻子学毕归来，因我在忻县（今忻州市）专署工作，便将她分配到山西省忻县法院工作，后因我调到省里工作，又恰逢国家提倡解决夫妻分居问题，我向省里有关部门申请后，妻子被调入太原市北城区人民法院。从一名普通的审判员升至民事庭长，妻子克服了文化知识基础薄弱的困难，实打实地干工作。仅1958年，妻子一人就审结刑事、民事案件373件，至今在法院工作者中都是少有的。
妻子于1959年被评为“全国政法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全国政法先进工作者大会，这也由此让我的大儿子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为念。因为在大儿子为念出生前两小时，妻子还在监狱里会见犯人。就这样，两个小时后，即1959年5月1日，妻子生下了大儿子，我为孩子取名“为念”，即为人有念，这其中包含了妻子“全国政法先进工作者”的称号，也赞扬了妻子工作有念想、有作为，生子又恰逢“五一”。后来，妻子于1975年被调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任审判员、民事庭副庭长，离休后做律师。
三代祖先，滴点往事
妻子在工作上尽职尽责，因为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所以十分坚守对党的忠诚。为了照顾妻子的工作，我和母亲也十分配合，分担了家务活，让妻子一心一意干自己的法律事业。
1985年，妻子史银凤着市中级法院新装
我们结婚六十余年，虽然偶尔也会有不快，但感情却是越来越好。2009年，我们被评为“太原市金婚健康夫妻”。
2009年4月，王承图夫妇被评为“太原市百对金婚健康夫妻”时合影
2010年，王承图夫妇合影
汉奸为献媚，我被抓进宪兵队
1932年5月4日，我出生在今山西省五台县。县城位于山西省东北部，五台县距原忻州县城65公里，是忻州地区面积最大的县，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那时日本侵略者侵扰我中华国土，日伪政权在沦陷区推行奴化教育。尤其在文化教育方面大肆宣扬中日“同文同种”、“亲仁善邻”，加强奴化教育，企图通过控制渗透，潜移默化地在思想上麻痹中国人民，以实现其征服中国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