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以华北地区为例，学校教育以日语为主，把过去的英语课在小学和师范学校一律取消，只有中学保留了少数课时的英语课。至于各类学校使用的课本，统一由北平伪教育总署编纂，新民印书馆独家发行，充斥“中日亲善”的内容。日本侵略者还会不定期地到各学校进行检查，直接达到控制教育的目的。
在我的记忆中，我所居住的村连着一条不宽的公路，经常会看到运载着一车一车日本兵的大卡车在此经过，瞬间，尘土阵阵飞扬。村民们都会小心翼翼地躲在自家房中，偶尔才会出门张望一下，生怕日本鬼子屠杀村民，担惊受怕地过着一天又一天。
当时我家距离县城一里多地，这里很快便成为了鬼子的重要占据地。村子没有了，家乡被毁了，父亲只好带着我们逃命，颠沛流离，虽是在一个亲戚家中暂住，可也是没有了往日在自家的安生。当时虽然年幼的我不太懂这世间的琐事，但看到父亲时常眉头紧锁，发愁不已，也多少能够感觉到这“流离”的惨淡滋味。
在这曲曲转转中，我们一家经历了逃命、重建、寄居……尽管我到了上学的年龄，也因战乱的特殊原因而无法如愿。直到1942年，社会局势与家里的生活稍稍稳定了一些，10岁的我才得以走进学堂正式学习。于我而言，学校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顷刻间，新奇、憧憬、害怕，各种复杂的情绪萦绕于心。
开学仅仅半年的时间，我就接触到各种“孔孟之道”，虽然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充斥着各种“日伪文化”，但当时10岁的我，已经能够分辨基本的是与非、对与错。学会摒除糟粕，是我小学时期重要的任务之一。就在我享受美好学生时代，接触中国古老文化道德教育时，日伪却加大了对文化教育的控制，导致我们的课程中一下子充斥着更多的“日伪文化”，我们不得不学习日语，接受“糟粕”。
1944年9月，我因成绩优秀而考入县城的被日本人控制的高小，接触更深层次的文化知识。但日本人却在此时，进一步地加深了对华北地区的区域控制，我们在生活与学习中，艰难存生。
高小距离我家不算远，学校在县城里，物价比一般乡下要贵一些，我们这些家境困难的孩子虽然为了上晚自习而住校，但还得回家吃饭，即使路途有些辗转，可能够省下点钱也算是不错的选择。县城的日伪防卫相当严密，1945年，日本在中国的侵略之举已是穷途末路，他们把各个区域的防控措施做得愈加严密，其对自我失败的认定就表现得愈明显。日本人经常会让一些探子在县城附近的村落暗查，监控各村的情况。
1945年，大约在夏至前后的某个下午，我与同村的两个同伴一起回学校，路上有说有笑，好生有趣。在嬉闹间，我们顺着村子附近的土路一路走，本以为能够早些到学校，但快到五台县城南门坡时，路遇附近另一个村相熟的同学（以下用“同行者”代指），他的年龄比我们稍大一些，于是快乐的“三人行”变成了“四人行”，我们当然何乐而不为，心想：“多一个人，多一份快乐！”
但没想到的是，事情的转折往往发生在顷刻之间。同行者突然故作神秘地说：“看，那是个便衣！”他以为我们没有看见便衣，于是继续解释道：“便衣是密探，实际上就是汉奸！”我们几个人当然知道“便衣”是干什么的，但是当他故意把“汉奸”两个字说重时，我们齐刷刷地看向城门跟前的那个人。那人穿着一身面料上好的黑衣服，不高的个子却面目狰狞，着实吓了我一身冷汗。我们几人的手在不停地抖着，生怕会发生什么倒霉事。
心“咚咚咚”地震颤起来，眼神不时地瞄向那黑衣服的便衣，“不要抓我们，不要抓我们……”内心不断地祈祷着。但是一路心虚地走到城门时，便衣终究还是把我们堵住了。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十分蛮横：“转过去！都给我老实点！”说着，便衣把同行者“咚”地一声按在了墙上，一边不住地呵斥，一边搜遍了他全身。我们在一旁看得都吓破了胆，哆哆嗦嗦地等待着便衣的搜身，心里还在想：“坏了，坏了，命保不住了！”想哭的冲动却被眼前的阵势吓了回去，生生地憋着几欲夺眶而出的泪水，想起了家中父母亲对自己的温暖呵护，脑子霎时空白一片。
汉奸为献媚，我被抓进宪兵队
便衣在我们4个人身上没有发现什么“情况”，便从腰后抽出一根绳子，把同行者的胳膊撅到背后，两手绑在一起，又从城门站岗人那里抽出另一根绳子，让我们其余3人每人伸出一只手，手背相贴，捆绑在一起，他自己则抓紧绳子的另一头。就这样，我们4个人被便衣带到了臭名昭著的日本宪兵队。
一进大门，黑衣服的便衣就对着四五只狼狗说了句日本话，那群狼狗瞬间毫不犹豫地向我们冲过来，尖锐的爪子在我的眼前晃。有的狼狗紧跟在我们身边，有的则趴在地上死死地盯住我们。几只狼狗并没有抓到我们身上，也没有扑上来咬我们，只是不住地发出“嗷嗷嗷”的吼叫声，但这也足以把我们吓呆了。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种阴森恐怖感萦绕全身的感觉，大脑停止了转动，只听到心脏在“咚咚咚”地挣扎。
走进一间屋子，我看到眼前的桌子上放着3个杯子，里面放着某种不知名液体，遂以为是毒药，心想：“哎呀，这下坏了！这是要毒死我们呀！”没想到后来那个审讯我们的日本人自己喝了，我们才知道杯子里盛的是饮料。
这样可怕的时间不知过了多久，我们木然地待在屋子里，看着眼前陌生的境况——偌大的房间中摆着一张矩形的木桌子，桌后坐着一个身着日本相扑式裤衩的日本人，袒胸露臂，身后的墙上挂着一把日本军官指挥刀。
那个日本人用不熟练的中国话说：“小孩，你们去日本干苦力苦力地行？”意思就是让我们到日本去当苦工，我们这些小孩当然不住地摇头，眼泪欲出，心想怎么也不能够离开父母，离开自己的祖国。
日本人不顾我们吓坏的样子，却继续“戏弄”我们。他转身从墙上取下指挥刀，赫然地放在我们的脖子上，凶狠地瞪着眼睛呵斥：“小孩，你地，死啦死啦地！”这下我们就更吓懵了，不知如何回应日本人的话。
从中午被抓到宪兵队一直到当天下午6点多，学校的日语教员才把我们3个人从宪兵队领回来。此时，经过几个小时的惊吓与折磨，年幼的我内心已经不堪重负，看着熟悉的教员，一颗挣扎在死亡边缘上的心，才渐渐感受到了生的希望。“王背锅”——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称呼那个来领我们的日语教员的，因为他驼背驼得厉害，经常一只手为了保持平衡而放到背后，腿脚也不是很利索。王背锅没有吼我们，也没有斥责我们，只是温和地拍了拍我们的肩膀，“走吧，都回去吧！”
与我们一同被抓的同行者是第二天才被学校领回来的。听说他父亲曾被派去赶着毛驴给日本人往五台山运东西，人们称之为“支差”。每次支差的时候，日本人都会给运送东西的人佩戴一个写着编号的白布条。但没想到的是，有一次同行者的父亲支完差后，没有把白布条扔掉，却被同行者的母亲拿过来缝补在了他的衣服破洞处。不成想，这件东西却成为此时扣押同行者的证据，日本人把衣服上的白布条撕拽了下来，仔细分辨后便开始怀疑他身份不明，一直盘问了一夜，问不出什么，最后还是学校让日语教员把他领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