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与家世
我的家乡在沈阳北郊的二台子村，距沈阳市区约30公里。该村过去属于新城子区，居住民多是满族，其中也包括许多锡伯族人（我家便是锡伯族，但后来填写证件上的相关信息时，我和牧村都错填为满族）。全村有几百户人家，都以种地为生。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村里除极少数人家外，多数人家粮食满仓。不过在农村来说，没有什么其他经济收入，逢年过节时只好装上两包粮食到集镇上粜（tiào）出换回所需要的生活用品。
我的祖父关连生，字品一（品德高尚之意），识字不多，但在村里是个大善人，也可以说是位头面人物。我父辈哥六个，是个大家庭，父亲排行老大，叫关维华。我生于1924年7月21日（农历六月二十日），是家中长孙，祖父祖母对我特别疼爱，全家也都很喜欢我。我们这样一个大家庭将近有40口人，只有祖父一人执掌家务。祖父对外慈善、对内严格，父辈们在他面前总是规规矩矩的，对他十分尊敬。父辈们大多没念过什么书，勉强识一点字，唯有二叔关维城、五叔关维民上过学，但也只是中学程度。我的父母在村里称得上是大好人，只要谁家有难处都会热心帮助。父亲赶了一辈子大车，不辞辛苦。双亲施教，将我培养成了一个忠厚老实的好孩子。另外，我们家信仰佛教，这更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童年时，每天早晚上三炷香，给佛爷、观音菩萨、希林妈妈[*]三叩首。儿时的我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奉者，当后来长大在社会中遇到危难灾祸时，内心还常常祈祷老佛爷保佑。
如今，父辈多已离世，只有五叔关维民还活在世上。他年长我6岁，现已94岁了。他曾给我写过几封信，在信中，五叔对我及我父亲都有评价，称我父亲“一辈子是大老实人”，“性格温和善良，在劳动中任劳任怨，对老人一向孝顺，从未伤过老人之心”。谈及我时，则说“是一个热心肠的人，自小耳聪目明”。我曾将关氏家谱重新梳理、归集，五叔看到四弟绍臣寄给他的家谱后十分感动，他在来信中对我说：“当我接到绍臣寄来的家谱时，阅读了许久，迟迟不肯放下，百感交集，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一幕幕往事浮现在眼前，回忆起三十年代，我们这个三十多口人的大家庭，如今一代代繁衍生息，已经是几百人了……如果没有你们续写家谱，那么我们这个家族仍然是一堆散沙，下一代人仍然互不相识，那将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呀！五叔已经八十有六，人到晚年的生活也是很孤独凄凉的，有时翻翻家谱，也能聊以自慰。”由此可见，五叔是十分注重这个家族的凝聚与传承的。
母亲陶玉珍（1903—1987），父亲关维华（1904—1989）
我们兄妹共七人，五男二女，我是老大哥。我的名字是二叔取的，“甄”字有稀有奇石经炼制而成的名贵物品之说，这是长辈们寄予我的愿望，因家中人口多成才的却很少，所以取“甄”字以寄托。我们兄妹同胞之间亲如手足，二弟绍勋曾在长春铁路上工作，后调到陕西省宝成线凤州车站任站长，“文革”期间被当成“当权派”受冲击折磨而病故。四弟绍臣原系鞍钢矿长，后调内蒙古白云鄂博任矿长，之后为内蒙古包钢副总经理，已于2009年病逝。现下只有我和小弟绍忠及小妹活着，绍忠是包钢无缝钢管厂的工人，已退休。
乱世童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我7岁。那天夜里，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家里大人都未解衣睡觉，脸上显现出一种焦虑的表情。窗外偶有枪炮声，大家都不知奉天（今沈阳）城里发生了什么事。天快亮了，黎明时分，二叔关维城气喘吁吁地从奉天跑回来，跑到家后一头就栽到炕上。我家大人都围绕过来，我也起来站在门框边，只听二叔说：“可不得了！日本鬼子军队深夜闯进北大营对我们工人宿舍挨门进屋用刺刀挑人呀！鬼哭狼嚎地惨极啦，吓得我不知所措翻起身来逃了出来。”
听了二叔的话，我并不明白，只是听到这样的惨状不觉落下泪来。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日本鬼子，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杀人。天亮之后，全村人都来看望二叔。我从二叔对他人的讲述中听出了一点原委。北大营系中国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驻军兵营，军工厂也在其中。那时，二叔是军工厂的技术工人，工人宿舍也在北大营里。日本鬼子不了解这是工人宿舍，于是就挨门挨户用刺刀刺杀睡梦中的无辜工人。
从那以后，日本鬼子占领了奉天。现在沈阳城北文官屯附近建有“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这个地方距我家二台子也不过二十来公里。在那个混乱年月里，不知死了多少无辜的中国人。这也是我童年印象最深的事。
在小学时，记得一天早上，听说南边大洋河村附近偏家坟里来了“红胡子”，据说这些“红胡子”不骚扰老百姓，说在金家沟“吃饭还付给钱，拿老百姓东西也付给钱”。
后来，从新城子来了警察队二三十人的武装，但警察不敢轻易前往，就派我们村一名村民前往试探——后来这位村民说：“我刚一出村，人家（指‘红胡子’）就把我叫到高粱地里去了。问我来了多少警察，我说不知道多少，反正都是带枪来的，最后将我从青纱帐里押到偏家坟里去。”
警察队看派出的村民没回来，便试探性前往，到偏家坟附近，就听到枪声了——派出去那个村民回来后对我们说：“人家都在偏家坟里的大杨树上开枪，阻止警察队前往后就把我放了回来。以后人家就撤走了。”据说“红胡子”撤往东边“帽山”，方向不得而知。后来听村民们议论说，有两名警察负伤，还有一警察跑丢了只马靴。
那天傍晚时分，从新城子方面开来日本警备队，有汽车拉着炮，还不断向东边“帽山”方向开炮，最后啥结果不得而知。
那时我心里很纳闷，对“红胡子”的事情百思不得其解。“红胡子”不骚扰老百姓、吃饭给钱这种新鲜事，在疑惑几十年后我才逐渐明白，他们可能是东北抗日民主联军，部分人员来到日伪统治区开展试探性侦查。如今想起，这些人是多么神威，受人尊重。
在日伪统治时期，农村成立联防，设伪保长，统治农民。伪保长连同城乡警察仗势欺人、横行霸道，并将年轻的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团员队（俗称“棒子队”，因团员每人手持1.7～1.8米长木棒子进行操练）。伪保长将附近几个村里的年轻农民集中到新城堡学校操场上操练，不得请假、不得迟到。记得那时我三叔、四叔都属于团员，也没少挨打。那个操练队长外号叫“横虎子”，对团员非打即骂，特别凶狠，甚至让团员跪在操场中间，其罪恶累累，罄竹难书。一解放，政府就将他枪毙了。
在那个年代，农民只知为一家老小的生存而忙碌着。冬季农闲了，各家都赶着大马车装上秫秸，夜里赶往沈阳市里去卖，换回大粪备来年种地施肥。那时，城乡粮食、肉类供应特别紧张。村里农民自己家里种的细粮舍不得吃，自家养的猪杀了也舍不得吃，有时便将这些“稀有东西”伪装在秫秸车里，到沈阳卖给城里人。这本来是件好事，各取所需，而在那个年月则属于“经济犯罪”。不过即便这样，村民有时也壮着胆子碰运气这样做。那时，从本村到沈阳中途要经过“大洼”这个地方，这里设有警察署，若碰上警察就倒霉了，粮食、肉类让警察查出就得没收。若给警察点好处也许就算了，如果警察得不到好处就一脸铁青面孔，不仅东西没收，还要把人关押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