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任村小学教员，书写《土地法大纲》
1947年，时年15岁的我担任村小学教员，其实村里有很多旧知识分子，但因为出身问题，他们在政治上不能够有所担当，所以农会就推荐了我。
当时小学教员要帮助村农会书写《土地法大纲》等宣传材料，配合农会进行土地改革的宣传工作。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土地法大纲》上的文字很多，需要一个人站在高架上往墙上书写，可以说是集体力活和脑力活于一体。每次站在高高的架子上端着黑墨桶，我都感到恐惧，但也只能拿白土子（当时粉刷墙的材料）把墙刷白，等墙干了以后便用黑墨书写起《土地法大纲》。在墙上写字完全不像在纸上那般自如，尤其在冬天，写一会儿就要休息一下。
在墙上书写的力度要比在纸张上大很多，幸得我正值少年，体力还可以，小姑娘是全然干不了这么累的体力活的。
挖银元，做“军帽”
村里原先有个姓杨的大地主，土地改革时已经去世了几年，余下的族人也举家迁往日本，留下偌大的空院子。五台县解放后，杨家大宅就被当作村小学的校舍。据传，杨大地主曾在这个院子的后场（收回庄稼后脱粒的场地）里埋下大量银元宝和银元。此事直到后来院子被当作学校校舍后，才得到证实。
当时，村里的农会组织农民在此场地挖元宝、银元，我也带着学生“凑了回热闹”。
由于小孩子的好奇天性作祟，虽然场子里的土早已被刨得翻了天，但我们还是从一片狼藉中挖出了7块银元，开心地拿在手里，两块银元一撞，“咚”的一声浑润的响声震荡在耳边。我们兴奋地把这7块银元上交到村农会，还一窝蜂地询问银元的用处。农会的人说：“这是你们挖出来的，干脆让大家平均享用。”于是，在取得农会同意后，我拿这7块银元买了几匹土黄色的粗布，给每个学生做了一顶崭新的八路军式军帽，这在当时是十分神气的。记得当帽子带在一群小脑袋上时，大家排着整齐的队伍，在村里神气地走了一圈，我至今还记得那时同学们的自豪劲儿。
家家划定成分，人人要戴布条
1947年，五台县根据上级的指示进行了土地改革，伴随着这股改革浪潮，各村首先要进行“划成分”，即根据毛主席所讲的要把村里的人根据土地占有量、房屋占有量和劳动情况划分为地主、破产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和赤贫等成分。
我家被划为“破产地主”，但由于父亲在村里受人敬仰，所以在土地改革的一系列运动中，我们没有受到多大的折磨。那时五台县的土地改革同时伴随着戴有色布条（地主、富农戴白条，富裕中农、中农戴灰蓝条，贫下中农戴红条）以表示本人的阶级身份，因为村里人人都要戴布条，所以在布条上写字就是个重活儿。村里的文化人虽说不少，但大多是地主出身，而且平时的行为也算不上积极，所以在布条上写字的任务自然落在了我的身上。
我虽然只念到小学五年级，但身为村小学教员，而且表现积极，即使我是“破产地主”出身，但我自身的行为表现也早已弥补了这点缺陷。
为了提高文化，考入简易师范
担任本村高小教员后，我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深感知识的匮乏，尤其是一人要教授4个年级的复式课程，更觉难以胜任，需要补充新的知识来强化自己。与此同时，学校的编剧、宣传和书写工作也相对减少，一切开始回归正轨。
由于自身知识有限，学校的课我只能负责一、二年级，继续往高年级教的话会有一定的困难。在这样的窘境下，我决定报考新成立的五台简易师范，来充实自身的文化知识。
通过温习，我参加了五台简易师范的入学考试，并且如愿考入。学校的生活很简单，多根据国家的一些政治运动开展活动，如鼓励学生进行生产自救，开展自己种菜等实践活动，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还会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给予一定的补贴，确保学校师生不会出现饿肚子的情况。
五台简易师范允许家远的学生吃住在学校，但是像我这样距离近的只能中午在校吃一顿饭，其余必须在家解决。那时学校的午饭不像现在，主要吃的是高粱面做的饸饹（读hé le，一种面食），但却十分难咽。大锅里熬的小白菜上，都会带有一种叫做“油旱”的小虫子。这种虫子在洗菜时不容易洗掉，学校做大锅饭的食堂师傅也不认真清洗，就放在大锅里煮熟，加上水，撒两把盐，舀一勺麻油，泡饸饹的汤汁就算做好了。
我们每人手拿一个大碗，分上一把红面饸饹及一碗水煮小白菜，也顾不得小白菜上的“油旱”是否洗干净了，就这么端着碗糊里糊涂地吃掉。不过就是这样粗糙的食物，也只有一份。那时候，能在学校吃上一顿饸饹就让人感到很满足了。
生活所逼，参加工作
1949年2月，家中的生活愈加困难起来，看着辛苦的父母整日为子女的生活犯难，身为大儿子的我也没了继续读书的心情，觉得为家中减轻生活困难才是当务之急。我与一区公所的区长等人都认识，所以便跑到区公所找区长说道：“我想要参加工作！”区长找区委书记研究了一下。由于区委书记等都在我村下过乡，很了解我，便笑了笑说：“你来吧，当个通讯员！”当时一区公所正好缺少一个负责送信的通讯员，而且我的文化水平当时也属于比较高的，还会写字，符合通讯员的要求。于是，我便开始了通讯员的工作。
做通讯员时，我与其他五六名通讯员一同负责区里的信件分送工作。空闲的时候，我会自觉地帮助区公所的炊事员做饭，或是帮助秘书抄写文件，抄好后再送往县政府。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工作，我都一心一意地去完成，从不计较分内、分外或有什么困难。诚恳的工作态度为我赢得了区公所领导的好评。
1949年4月，区公所动员我入党，但此时我对于这件事情显得十分矛盾，这一切都归因于1948年的“刘胡兰事件”。刘胡兰惨遭敌人杀害在我心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全国革命的形势尚未完全稳定，我个人又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家庭，一项项都成为阻碍我入党的绊脚石。
但是在与我的介绍人——一区公所的组织委员谈话后，他消除了我的顾虑。
“我这个成分是地主还是什么呢？”其实这是我最大的顾虑，毕竟家庭成分不好，一般是不会被批准入党的。
没想到组织委员的回答令我非常惊喜：“从土改的时候你个人就是按中农对待的，怎么能算是地主？”这样才打消了我申请入党的主要顾虑。
终于，我下定决心，在申请表上填上了“中农”两个字，但在写名字时我还是留了一个心眼，填了自己的笔名——王品。这是考虑到万一敌人打回五台县，防止他们以此查到我的身份，完全是为了我与家人的安全着想。
就这样，我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担任通讯员的同时，继续帮助管区秘书抄写各种文件。
机缘巧合，有一天，县政府的领导看到了我抄写的文件，就询问文件是谁抄写的，因此，我便由区通讯员调至县政府担任文印员一职。
下乡组织物资，支援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