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台县西关村里，有一个农会干部名叫二狗，他自身经历有过大起大落，以至于精神不算太好，据说还自杀过好几次。作为农会干部，二狗也来到了党校学习。党校学习班结束时，每个人都有一张鉴定表，需要村干部自我检查后，再由大家针对每个人提出相应的意见。但当对二狗进行鉴定时，大家都不敢提意见，怕二狗因此想不开，再寻了短见可就麻烦了！但是鉴定表上一点缺点都不填，上面领导肯定不会同意，结果有一个同志说“填一个‘自由主义’吧”，二狗听到了也没吭气，村干部觉得事情总算解决了。但没有想到的是，那天吃完晚饭，二狗没有回到住处，同屋的人都在担心，还猜测他是不是回家了，其中一人说道：“不要管他了，他就是没出息的货！”其他人原本担心二狗的安全，正在犹豫的人听同屋的人这么一说，也便放弃寻找二狗的念想。这一天晚上，二狗真的没有回来。
第二天同屋的人着了急，跑到二狗家去打听消息，结果他家里的人却说：“回来是回来了，但是又走了。”此时人们忽然意识到二狗肯定是想不开了，即刻跑到二狗的屋后，发现在二狗给自己准备好的棺材后面放着一件他穿的破旧羊皮袄和一支烟袋。有人说：“坏了，出事了！”所有人都疯了似地去找二狗。
大家对二狗的性格也比较了解，他这个人很要强，要是寻死也会找远点的地方，不会死在村里。我们得到二狗失踪的消息之后，带着村干部和一部分学员，在距离村子一里地左右的范围内寻找，最终在村附近的菜园子的水井里找到了已经断气的二狗，心里甚是难过。但不知道为什么，二狗上身的衣服被水冲得脱掉了，腿上却还套着一条腿的裤子，很是奇怪。
村里的人用“三爪子”（即一种3个钩子的工具，专门用来从井下捞东西的）把二狗的尸体捞了上来，尸体显然已经浸泡过一阵子。就因为“自由主义”一句话，二狗寻了短见。
“三反五反”斗争扩大化
1952年，五台县的“三反五反运动”进入高潮，全县响应党的号召，在干部中寻找“反”的对象。如怀疑你有经济问题，就称呼你为“老虎”，组织干部“斗争”你，即“打老虎”。当时我就是“打老虎”的积极分子。
但突然有一天，我正在“打老虎”的现场，县委会组织部副部长领着一个通信员进来对我说：“你有问题，要把你送到公安局去。”我当时年龄不大，也不敢吭什么气，就让通信员拿着枪把我送到了县公安局，监禁起来审查。
我在公安局一待就是一个多月。他们给我罗列了几条罪状：第一条就是隐瞒成分。说我是“破产地主”，却在入党申请表上填为“中农”，而且还使用假名字。这些细节直到后来我才知晓。原来是介绍我入党的那个人生活作风不好，平时落下的闲言碎语不少，“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区公所就把他列为斗争对象。在斗他的过程中，有一个斗他的人问道：“你为什么介绍地主的儿子入党呢？”逼他交待，最终他被斗得没办法了，就胡说是我给了他一件棉袄。因为这个污蔑，我进了公安局。
我给那人送棉袄的说法完全是子虚乌有。第一，那时新中国刚成立，我家经过战争的迫害，早已没有了先前的富裕景象，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我自己都没有棉袄，哪还能给他？第二，在那个年代，我一个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孩子也不懂得贿赂。
但这样一闹，组织上就对我进行了审查，而且还反馈到县委，县委根据这些“证据”，把我的那几条罪状一一罗列了出来，其中最为严重的当属“加长党龄”。其实我根本不清楚这件事，也是后来才知道介绍我入党的那个人按照先前我在村里写入党申请书的时间，把介绍信的时间也填为同一个时间。再加上一些人为因素，县委把我定为“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开除了我的党籍。
后来我被放了回来，调出了县委，仍是满肚子疑问。很多年以后找到我的入党介绍人，他委屈地说：“我实在对不起你。”我说：“说什么话都没有用处了，你给我写证明。”但最后虽然写了证明，可仍因一些人为的原因未能恢复我的党籍。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调出县委，到文化馆工作
1952年5月，我因在“三反五反”扩大运动中被污蔑而被开除了党籍，尔后也因这个原因从五台县委会调到了县文化馆文宣队工作，不再让我在党务部门工作，自此我感到了落寞，心中的委屈背负多年，至今难以消除，只能归结于政治气候与命运的捉弄。
在五台县文化馆文宣队的工作十分艰苦，比如要背上幻灯与行李下乡教农民扭秧歌、打快板、放幻灯、演戏等，我们亲自下到各村去演戏，没想到这个时期的打快板以后对大儿子王为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52年，王承图与妻子史银凤于山西省五台县东冶文化馆合影
记得初次接触到快板这个玩意儿，我着实犯了难。原先本没有过多地接触这些文艺工具，还是县文化馆派了一个人到太原学习快板，学成后再回来教我们。
到省接受培训，留专署工作
1952年8月，我被派到山西省扫盲干部训练班进行扫盲干部培训，在这里进行汉语拼音的重点学习。
开办扫盲干部训练班的起因是，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了《速成识字法》。这是一种借助注音字母的辅助作用，利用汉字字形、字义、字音相同与相异的不同特点，来提高识字速度的方法，近似于现在的汉语拼音识字法。省政府为贯彻落实在全国农村开展的扫除文盲工作，就办了训练班，从各县抽调几名干部到省训练班培训。
我在扫盲干部培训班进行专业的注音字母学习。学习结束后，我被留在了忻县专署扫盲办公室工作。
1953年8月23日，山西省忻县专署（今忻州市）扫盲办公室全体人员合影（左一为王承图，站立者为妻子史银凤）
下乡坐卡车，心惊又胆战
从1952年8月到1954年4月，我一直在忻县专署扫盲办公室工作。
在这期间，我常常下乡检查扫盲工作的开展情况。记得有一天清早6点多钟，我们从宁武县起身前往五寨县，途中经过宁武山时要走几十里的下坡路，非常难行。当时我们坐的是一辆日本人留下的敞篷大卡车。在刚上车前，司机用一盆点着了的木炭烤了发动机很长时间，我们一群等车的人就在旁边干着急。等了有两三个小时，突然“轰”的一声，汽车幸运地发动起来。我们一车人经过宁武山时，看着旁边的悬崖峭壁，心中不免一阵抖动。
寒冷的冬天，车子在倾斜的刚下过雪的山坡上缓慢地向下行进着，我们车上的人也着实心虚。过了一会儿，我身边的人敲了一下司机驾驶室的盖子说：“师傅停一停吧，停一停吧，我们下去走吧！”前方距离目的地大概有15里路，我们担心车滑下深沟，宁可步行。但奇怪的是，这个车子的司机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们不禁思忖：“这个司机是个哑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