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信造谣宣传，被藏“后洞”过夜
此时的五台县每天都充斥着“共产共妻”的言论，国民党的宣传一天比一天可怕，说共产党要把百姓的财产全部没收充公，共享一个妻子，甚至还宣传要把各村的孩子抓到前线去当兵，随时都有赴死的可能。这可吓坏了我的家人，家里只有我一个大男孩子，怎能让被抓去送死呢？
那时村里的老百姓为了躲避日本人的骚扰，都会在自家的房里建造一间“后洞”，即在房间后半部隔一道墙，做一间暗室，只留一个不起眼的小门，然后用家里的柜子挡住。“后洞”在战乱的时候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平时自家的粮食也会藏在“后洞”。但是令我们这些老百姓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已经退出了中国，现在却要用来防“自己人”！在感叹之余，国民党宣称共产党会在晚上抢人，所以家人即刻把我藏在了“后洞”中过夜，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不要贸然出来，不然小命就保不住了。
但是连续藏了好几个晚上，都没有发生什么情况，父亲这才松了一口气，紧张的神经一时得到了放松。
蒋、阎各方，争夺学生
国民党占领山西省的时候，阎锡山担任山西省省长。其实在山西这片土地上，阎锡山一直都有“土皇帝”的“尊称”。蒋介石和阎锡山这两股势力展开了对土地和人员的争夺。
当时国民党在五台县成立了一所五台中学，学校只招收了二十多名学生，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年龄和身体比现在的高中生还要壮实。他们头戴一样的大檐帽，身着统一的服装，神气十足。这片阎锡山的管辖地要发展同志会（阎锡山下属的一个组织），但蒋介石却派人到此发展三青团（系中国国民党下属的青年组织），与阎锡山同志会抢人员。五台中学的二十多位学生选择了三青团，这其中还有我村的杨××和王××。
王××和我是本家，按照辈分他应称呼我为“爷爷”，但若论实际年龄，他则要大上我五六岁。国民党撤离大陆时，这批加入三青团的学生随着国民党退到了台湾。据说王××后来成了台湾国民党的营级干部，退休后拿了一笔可观的退休金，开了家生产电器的小厂子。前些年他回大陆时，我们又再次聚首，回顾当年和他家的趣事。
杨××年轻时脑筋十分灵活，去台湾后的第二年就潜回上海做了一名特务，在第三年被抓，判了8年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杨××老老实实地回到了老家，娶了位农村妇女过上了自己的小日子。
国家动乱，同村出来的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命运好似在规划着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但是细想想，其实何尝不是我们自己选择了自己的人生呢？
国民党撤离之后，我所在的五台县高小也就此解散，不得已我只能回到原先的本村小学继续上学。
表现积极，任儿童团团长
1946年，国民党撤退，山西省五台县城获得解放，成为共产党的管辖区。虽然全国尚未得到全面的解放，但前进的历史趋势不会停止。
1946年2月，我回到本村小学继续念书，学校的教学工作已经由八路军派的一位费教员负责。他的到来让我接触到了一种全新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虽然我此时刚刚接触到一些共产党政策的皮毛，但已隐约感觉到这是有利于百姓的，而且八路军对待老百姓的态度，也不似过去日本鬼子和国民党那样蛮横无理，是一支老百姓自己的部队。
这位新来的教员给我们讲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共产党的主张，还有共产党救助老百姓的真实事情，并把这些故事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让我们这些学生去理解与学习。他还特别讲到，共产党的政策是不论家庭出身，要看个人表现，现在回想起来，此话可能是专门对我而言的。事实上，教员的一番讲解确实对我在工作中的表现起到了积极引导作用。
于我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全新的知识，它独立、自由和美好的理论体系深深吸引了我。我想，在那样的理论指导下创造出来的世界，必定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一样美好。所以我十分积极地要求进步，认真按照教员所说的贯彻实施。于是很快地，我就从众学生中脱颖而出，被教员安排当了学校儿童团的团长。其实按照我家“破产地主”的成分，我是根本不会成为儿童团团长的，但是我的领悟能力比较快，这才有了机会。
这样，我平时就会帮助教员与村农会在村里进行斗地主，分浮财，写大标语等宣传。我总是提着一个不大的黑墨桶，在村里的空墙上写大字。
但不到半年的功夫，山西五台县的政局却发生了变化。阎锡山的部队再次返回五台县城，一个月内把各主要交通要道和重要乡镇全部占据。身为儿童团团长的我，趁着阎锡山的大队人马还未到村时，跑到了距离我家十多里远的二姨家，这里是八路军的控制区，安全是有保证的。
一个月过去了，阎锡山的部队被共产党再次打出了五台县，退守太原，共产党重新掌握了五台县的局势。这样我才从二姨家回到了家中。果然，村子里原农会主席被阎锡山部队拉到村边一枪打死了，而农会副主席则被拴在了马尾巴上，拖了整整30里路后被拖死了。我听完吓出了一身冷汗，暗自庆幸自己还算机灵，不然小命都有可能丢掉。
为了纪念和缅怀农会正、副主席，全村人后来在村口立了一座纪念碑。
组织儿童，站岗放哨
当儿童团团长的时候，我每天都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办。站岗放哨便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那时为了防止不明身份的人进村刺探地形和消息，儿童团员都会手拿一米长的木棍，在白天轮班站岗，进村的人都要接受儿童团的盘查，说出由来、目的地等，若是合情合理便予以放行。那个年代来回过往的老百姓也十分淳朴，一般不会为难小孩子，所以也大都会实话实说。不过在放哨盘查人时，尤其要注意搜查那些身上带有银元的人，这是上级给我们布置下来的任务，我至今也不知道是何缘由。
身为儿童团团长的我，轮班的次数自然要比一般的儿童团成员多，从中能够学到不少东西也让我尤为兴奋。在站岗放哨期间，我们有一项名为“沿村转送”的重要工作，即上面的共产党领导或是村里的人送来一张纸条，我们要按来人的意思，派人将消息传送到另一个村。来送消息的人总是亲切且严肃地告诉我们：“这是很重要的消息，一定要安全送达啊！”然后温和地拍拍我们的后脑勺，转身就走了。每当这时，我们总能感受到一股强烈的责任感涌入心间，让我们变得不再惧怕任何未知的困难。其实我们也深知，这些消息并不一定很重要，否则就不会让从这村转送到那村了，但我们依然会认真地去完成任务。
“沿村转送”的起因是当时村里没有邮政系统，村与村之间联络很不方便，但却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于是平常上级有什么消息，村里的人都会交给我们儿童团来完成。他们把要交待的事情写在一张小纸条上，然后由我们送到目的地，这样一个村子接着一个村子地传过，像一种公开化的领导信息。当时身为儿童团团长的我，就会分配自己的团员去完成，大家对共产党和村里交待的任务很积极，而且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孩子都十分佩服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常带着他们参加村里公开的活动，写标语，负责村里的各种宣传活动，领着妇女扭秧歌……这些都让我建立了很好的群众威信。尤其在国共内战时期，我在本村小学很活跃，平时上学喊操，我都会严肃地喊着“立正，向右转”，样子颇为帅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