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部队中的日本军官全部被集中起来看押，而我也从此获得了新生。那段时间，榛子镇城外有人整夜喊着：你们都是东北的热血青年，只要你们出了榛子镇，就是我们人民的天下。当时自己胆小，不敢轻举妄动。部队中有两种主张：一是按照37团岳树森参谋长的主张，将部队带回东北去；另一种则是以刘德溥为首的，主张暂时按兵不动，听候中央的调遣安排。两种主张相持不下，后来刘德溥下毒手派人将岳树森枪杀于榛子镇街头，并以此镇压兵心，稳定局势。岳与梁士谦是烟友，从此梁也失踪，我则回班里跟随部队。
伪满服兵役
后来，部队撤离榛子镇去往赵各庄“保卫煤矿”，在部队撤离途中有战斗。在赵各庄驻防期间，遇八路军夜袭，部队伤亡惨重，而我们的一个重机枪班固守北山顶上的炮楼，所幸免未遭损失。最后，该部从赵各庄前往北京南苑（当时有美军驻守），接受国民党东北行辕军务处的改编，成为东北第二保安总队，由陈纳德的航空队用飞机空运到东北长春。那时的飞机与现在的航班不同，只是沿着机身两边有两排座位，一架飞机只能容纳20个人的样子，中间则放着武器、弹药装备等。当时一天有好几架飞机运输，一个团的兵力运了将近一个月。
我姥姥家在长春宽城区。姥姥同三姨夫赵俊三住在一起，赵俊三当时是宽城警察署一等巡官。这时，母亲带着我媳妇来到长春，我也借机从部队请假来到了姥姥家与亲人团聚。第二保安总队被消灭后，我就脱离部队成了个自由民。但总在姥姥家住也不是办法，自己便想方设法想回沈阳去，回到我那留恋已久的工厂去做工。可是当时铁路中断，我被隔绝在长春，只能随我老舅陶在金去厂里给民主联军造手榴弹，厂里还给家里分了粮食等。干了约一个月后，民主联军主动撤退走了，我遂又失业了。之后，国民党新六军机械化部队进驻长春，市区逐渐恢复正常。
疑染霍乱
在长春待业期间，我想回沈阳，但因铁路中断回不去，于是同二弟绍勋商量该怎么办。绍勋当时在长春火车站工作，他说：“我在火车站工作时，中国银行会计主任徐庆兰常托我买火车票，可以找他去看看。”于是，我同绍勋去银行拜见了徐主任。他问我干过什么，我便如实讲给了他听，之后，他写了张字条让我去找警察局局长许赓扬（徐、许是亲戚关系）。我就这样进了警察局，跟随许赓扬。
1946年6月至9月间，正值长春市大闹霍乱病时期，我跟随长春市警察局许赓扬局长视察灾情。当时街上行人稀少，空气污秽，整个市区都在为防范霍乱进行着多种消毒活动，街上每个人都带着大口罩，笼罩在霍乱病的恐惧之中，同时还时而可以看见送殡队伍走向火葬场。
我随局长沿街简单看了一下，便来到南岗过去日本人的住宅区域。这里没有人，只剩下空荡荡的一间间小屋，遗留下来的生活用品，包括粮食、收音机、煤气灶等，只是被砸得不成样子了。从这现象可以看出，中国人将日本人遗留下的物资都看作是余孽，毫不爱惜，为发泄仇恨而砸个稀巴烂。对待遗物尚且如此仇恨，可想而知又该如何对待日本人呢！这次霍乱的缘起是，日本投降后，有的日本人在长春（那时叫“新京”，伪满首都）街头巷尾被打死，然后弃于角落、树林和公园里，是年尸体被冬雪埋着，次年天气转暖后则腐烂成灾了。
查看过后，我同局长乘车很快回到警察局。回局后，我颇感不适，浑身发冷，像发疟子似的不好受，心里不禁慌张地想到：是否传染上霍乱了呢？想到此，心里极为恐慌，不知该如何是好。心想若报告局长，他会同我一样恐慌，而且会马上将我送到医院这个传染病集中的地方，那里更不安全。
想来想去，我叫局长办公室的勤务员给我泡上一大壶热茶猛喝下去，然后到局长办公室外的大平台上拼命跑步，跑得大汗淋漓。汗液大量排泄后，我回到屋里在沙发上休息了片刻，觉得浑身轻松多了，才稍微放下心来。事后看来，我当时采取的果断措施是正确的。人应该是自己的医生，这一条是我从多次患病中得来的经验。遇事千万不能慌，要沉着分析病源，迅速采取解决措施。就像这次一样，如若到医院，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
险遭杀身
内战开始后，许赓扬局长调任东北第五保安区司令，一年后，第五保安区编入新一军暂编五十三师。1947年入冬，新一军暂编五十三师奉命从长春调往沈阳，在行军途中发生了一件对我来说性命攸关的事件。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师长贴身侍从副官，他的文件皮包由我保管。随身离不开的物品，像备用近视眼镜等及钞票，特别是绝密的作战地图及密电码等都装在皮包里。行军中为了更便于师长及时使用，我将皮包交由师长勤务兵拿着。一天夜里，他将皮包绑在马鞍上忘拿下来。凌晨部队出发后，经过将近一天的时间，师长在驻地向我要皮包，我当即问勤务兵，他说前一天晚上绑在马鞍上忘拿了，连马都丢在那里了。师长得知后，对我发火道：“你给我找，找不回来我杀了你！”我急忙给各团打电话查找，都说没见到。我想这下完蛋了，气急败坏地对勤务兵说：“不等师长杀我，我先把你杀了！”
静下心来后，我想，皮包是无法找到了，师长这么重要的东西而且里面有密件，肯定会落到解放军那边，自己设法找出路吧！于是，我想了几条对策，一是让参谋长于良涛观察师长动态；二是召集来我直接管辖的卫士排开会，将丢皮包情况说了后，告诉他们：“不等师长杀我，咱们要想个出路。那么，就是我领你们投奔八路军去，你们敢不？”他们异口同声：“敢。关副官，听你的命令。”我说：“好。那么，就请你们将子弹带足，要轻装。”
此时，我在师长周围玩捉迷藏，从参谋长那儿了解和掌握师长动态。第二天，参谋长说：“看样子火消了。”听到师长在室内招呼我，连招呼两三声我也未应声，后来他又喊“关副官”，声音挺缓和的，我便壮着胆应声进到他屋里去。他手枪多放在枕头下，我特别注意这一点，他假若去拿手枪，我便会按住他的手说：“师长，想干什么？”其实我手枪也早已子弹上了膛，到那时只有拼死拼活了。
片刻，他不但没有摸手枪，反而温和地指着参谋长拿给他的地图对我说：“你看今晚将要宿营这个地方，要做好行军宿营的准备工作。”我说：“是。”接着他说：“皮包找不到了吧！”我说：“给各团打电话都未见到。”他说：“算了吧！到沈阳照样再置一套”。
20世纪50年代，师长许赓扬
反思这“惊天动地”的事件，生命岌岌可危，逼人另寻出路。细思量，皮包丢了，军用密件丢失，军法所不容。从大局往好处想，当时是内战，交战两方与我都无怨无仇，密件真落到对方手里也不算坏事，可削弱双方军事冲突。师长说“算了吧”，也是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否则张扬出去全军通报，也会使师长遭遇不测。况且，我服务殷勤，师长一贯认为我好，颇信任我，又是他内亲介绍来的，怎好随便杀掉？若真杀掉了我，到哪儿找更合适的贴身副官呀！但是，在战争年代，师长可以杀掉任何官兵。记得在德惠驻防期间，他曾枪毙了勒索解放区逃来的戴金首饰百姓的士兵；在去往沈阳途中，还枪毙过骑老百姓毛驴的士兵；在沈阳于洪屯，又枪毙了吃老百姓菜没付钱的中尉军医。但是，他要杀我是直接关系着他自己的，所以他未杀我，我也就更殷勤地为他服务了。到沈阳后，我从军需处支款重新置了一套新的皮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