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儿时过年的情景，我还常怀感激之情。正是这种文化，使我感受到了亲情，学会了感恩，懂得了对人们心中神灵的敬畏。
从学校到工厂
儿时，在家人的安排下，我到本村陶老师家念私塾，以斗米作价。我坐在炕上念《百家姓》、《三字经》、《庄农杂志》、《论语》等书籍，期间老师并不讲解，完全靠自己理解，隔几天让我将书放在他面前，然后令我转过身去背诵。如若背不下来，须将手伸给老师，老师则以戒尺打手板，等想起来了继续背诵——这也是一种学规。所背字句，现在还记得一些，例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等。在那时，《论语》等书籍我也背得很熟，只是现在早已忘掉了。那时还规定写大小楷字，写完送给老师批阅。写得好的，老师用红笔画个圈，写得不好的则打个叉。
私塾学习中，虽老师不给讲解，但也明白了“人生来性格品质都是好的，就是有的学好，有的学坏”，所以只愿自己学好，不要学坏，当个好孩子，做个好学生。放学回到家里要向家长鞠个躬，早上到老师家还得给打扫室内卫生，还得帮助老师家做些必要的劳动。
“九一八事变”后，村里成立洋学堂，我便离开私塾转入洋学堂念书。这里的学习不同于私塾，不学孔孟之道，而增加了算术、几何等，此外还得学日本语，课堂上也没有打戒尺之说。另外，洋学堂比私塾多了体操运动的课程。
在洋学堂，我们所受的教育是“日满亲善”、“共存共荣”等，而这种奴化教育中，主要功课是日语。在此期间，我就想：“日满亲善、共存共荣，真的是这样的吗？”联想到父母被日伪警察打得伤痕累累，我在心中反问：难道就这样亲善、共存共荣吗？于是，我对洋学堂失去了兴趣，就没再升学。
书不念了，母亲对我说：“孩子啊，咱家人口多，你爸爸哥儿六个，全家靠种地过日子，也不知道哪天分家，你还是及早跟你二叔去奉天学个手艺，进工厂挣点钱，补贴家里吧。”于是，我跟随二叔去了奉天。一开始，我在兵工厂当学徒，学得了手艺后，我便寻找挣钱多的工厂干。先后7年，我在4个工厂干过，反正是谁给工资多就给谁干。
在兵工厂当学徒期间，我住在二叔家里，每天上班前带上饭盒，中午就在厂里吃饭。离开兵工厂跳到别的厂去就住宿舍了，一个月的伙食费也不过6～8元钱，我每月挣到钱便及时送到家中——此时尚未分家，仍过着大家庭的生活，祖父当家，所以每月我挣的钱都交给他。母亲私下对我说：“挣的钱要私自留下点，你将来还要娶媳妇呢！”但即便这样，我还是很顾大家，当时家中叔叔、婶婶都赞许我是个真正的好孩子。
伪满服兵役
伪满时期，适龄青年须强制入伍。1944年，我被征为第四期伪满“国兵”，入营第七军管区佳木斯东蒙古力步兵二十六团第二营第二机关枪连服兵役，在这里受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式的军事训练。
在这里，生活起居、训练时所用的语言全用日语，操练口令、背诵步哨守则等日语更得娴熟，如若稍有误差则非打即骂。想想我们都是脚踩中国大地的中国人，怎能同日本人的语言完全相通呢？真是强盗逻辑，但当时被迫非得这样不可。
在教练场上训练一天的科目，已是筋疲力尽，难得睡下休息，可深夜又突如其来地被执行班长喊起，一声令下全副武装扛着分解式的重机枪沿着大兵营跑步，时有摔倒，不是手、胳膊破就是脸挫伤，受伤是小事，还得挨打和受到责骂。
平常早晨，天刚蒙蒙亮就听到起床号吹响了，我们迅速整理好内务，随即在外面集合。大伙沿着大兵营跑步，跑得身上发热，然后拿上自己的脸盆、毛巾，盆中盛上带冰碴的水，站成一路纵队，脱光上衣，用毛巾沾水在前胸上下用力擦拭，高喊着 “腰以杀，哭如杀（日语音译，大意是‘用劲、使劲’）”，连续高喊几声，待班长口令后，则以同样形式擦拭站在你前面人的后背，照样高喊着“腰以杀，哭如杀”——在这样严寒下若不用力气叫喊，则该冻成“冰糖葫芦”了。同时，班长还常过来摸摸你的头上是否发热了，如若未发热则一顿大耳光也要将你打发热为止。这是什么样的野蛮训练方法啊！
在教练场上，我们趴在地上，蒙上眼睛拆卸、组装重机枪，稍比别人慢，班长就拿着木棒猛打屁股，直至拆卸组装合格为止。可是在猛打之下，两腿颤抖更加拆卸组装不成，遭到这番折磨，痛苦万分。
我班有个叫冉繁武的，就是在这种军事训练中投井自杀的。而我则强忍着折磨，竟被折腾成腮腺炎，右脸红肿得像个大皮球，痛得我出不了操，不得不被送到佳木斯市里军事部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当时我日夜思念亲人，告诉自己，再艰苦也不能走冉繁武那条路！入伍前，我已在老家农村结婚。不像现在年轻人这样开放，当时我都不懂结婚是怎么回事，还问我母亲，被母亲训斥了一番。这时在军营里受尽苦头，使得我留恋起在工厂的那段自由的生活，祈求还能回到工厂干我的本行手艺。
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以来侵占了东南亚的很多国家，连遭败绩，已是强弩之末，兵源枯竭，便积极在伪满洲国征集所谓国兵，并对其加紧训练以替代日本关东军兵力，用于其他的战场。
是年秋后，伪满洲国将第七军管区驻佳木斯步兵26团、驻集贤镇的37团，分别乘闷罐火车开往锦州，说是在此整训并接受伪满洲国皇帝检阅，可我们并不知具体开往何处。我在闷罐车里喘息不安，突然想到火车开往锦州是要经过奉天的，而奉天城北新城子火车站离我家不远。于是，我在火车上用一张小纸条写上：“我是二台子的关绍甄，第四期国兵，望接到条后拜托速转告我家人去锦州找我，谢谢。”写完后，我将纸条塞进馒头里，火车通过新城子站时并未停，我见站台上有值班人员，便将馒头投了下去。
当部队到锦州第四天，我老母亲带着我入伍前结婚的农村媳妇来到锦州找到我，部队准两天假让我住在旅馆里。后来，部队接受伪满州国皇帝派来侍从武官长检阅，宣称将派出“国外”到中国的华北地区，并称为铁石部队。
火车开进山海关后在古冶东站停下。26团步行军到滦县榛子镇驻防，37团前往迁安县的野鸡坨驻防。在榛子镇驻防期间，我被派给连副梁士谦当勤务兵；与我关系很好的王在衡则给水口中尉当勤务兵（因水口中尉系日本人，王稍懂点日语）。
我所在重机枪连有马匹，有一天晚上在街上遛马，班长见了，非要我骑上。我害怕骑马，骑上后，班长猛打马一鞭子，马迅速跑了起来，吓得我魂不附体摔了下来。之后我就失去了知觉，所有食物全呕吐出来，最后还吐黄水，苏醒过来发现天旋地转，在地上躺了很长时间才爬了起来。
王在衡在跟水口中尉出发途中，趁机骑马携械逃走，奔往解放区。由于他的逃走，就拿我们勤务兵追咎，特别是因为我同王在衡关系要好，所以对我逼迫拷打，还说要枪毙我，可我真不知其底细。我当时心想，骑马未摔死，这回可真的要没命了。此时我痛哭流泪，想自己才21岁呀，与家里又不能通信，要是这样把命丢在异乡，可如何是好。于是，我嘴里不停地念“老佛爷保佑”，希望能躲过这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