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我在师长公馆院内劳作
随部起义
我师于1948年11日1日宣布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此之前，我已预感到部队的动向，因为我是师长的贴身侍从副官，同师长朝夕生活在一起，从师长言谈表情能体会到部队的气候。尤其是，在1948年夏秋季节，部队驻防沈阳铁西区担负城防任务。在沈阳中山路师长家里，有时来陌生人，有男有女，同师长谈至深夜，师长嘱咐我注意安全，我心领神会地便意识到来者并非普通人。临走时，师长命我开车送行，当我车开到马路湾附近，客人还拍拍我的肩膀说：“就到这儿吧！谢谢，再见。”
在“辽沈战役”中，1948年10月下旬，五十三师奉命从辽中县卡力旗附近渡过辽河至西岸，前沿部队捉到四名解放军侦察员，带到师部参谋处来，作战科长张社民中校同我暗商，简略地向师长回话而得到师长的默许，当天就放了。从这些点点滴滴的迹象中我更进一步了解了师长的思想动向，而我也就在这些迹象中相应地积极配合行事。
当时师部参谋处少校吴宗芳、上尉李震、作战科长张社民对我都特别友好，目的当然是为了我为他们提供方便，与师长接触；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我口中可以摸到师长及部队的行动脉搏。部队起义后，我方知他们全是共产党员，并得知长春留守处的高治中上尉军械员也是中共党员。我在长春时高为什么特别亲近于我，原因也不外乎想摸师长及部队的底细。在长春整团、整营被解放军缴械都与这些内线有关系。他们与我结成盟友，我也就自然在暗中保卫他们同师长的工作安全，这也是我的职责。
在与师长饭余闲聊中得知，许师长系东北军张学良旧部，毕业于东北讲武堂六期，后又留校当教官，吕正操、万毅都是他在讲武堂的同学。西安事变捉蒋介石时，许是团长。三年解放战争，对蒋介石排除异己深有体会。他厌恶战争，同情东北家乡老百姓遭受战乱，所以才有了起义之心。由于我是师长侍从副官，在师里也算个人物，师部政训处要我写申请参加国民党。此事我自然要请示师长，师长告诉我说：“你还年轻有为，不要参加党派，时局这样动荡，还是洁白点好！”我深深体会到他对我的关怀，说到底，师长认为国民党不是好党派，所以不叫我参加。在后来的整风审干中，谁都不相信我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因此纠缠很长时间做不了结论，后来有许赓扬师长的证明才得以澄清。
部队在沈阳起义前的时候，我曾随师长前往马路湾中国银行。师长只身到地下室会见53军军长周福成，劝他率整个沈阳部队举行起义（周和许过去都属于东北军，是同僚上下级关系而又往来密切），结果遭到周的责骂和反对，周说，那样做无法交代，对不起蒋某人等。于是，许师长便派参谋处张社民中校前往解放军驻地联络率全师单独起义。
当时要派出一师级长官去解放军处。于是，许师长派副师长徐继章前往，解放军则派几名作战参谋来师部协助举行起义事宜。同时，为扫清部队内部障碍，将各团属部队及师部的所有政工人员集中起来缴械看押。整个部队所有人员，左胳膊绑上白布条，起义部队从大北门撤出，解放军从小北门进驻沈阳市区，定于10月31日夜间行动。此外，这次起义还特别规定了暗号。
部队起义过程中，师部人员及解放军派来的参谋人员等的安全由我负责保卫，一切按师长要求部署，直接指挥卫士排执行。11月1日，部队全部集中在市北郊二台子大操场上（那个地方也叫二台子，但与我老家不是同一地方），许赓扬师长向全师官兵宣布：我率全师举行起义，不再参加中国人互相残杀的战争了，引导大家走向光明大道。师长话语未落，周围响起了一片鼓掌之声。
我同师长乘车来到沈阳城北二台子，在碉堡附近拜见前线指挥的辽北军区副司令员——赵杰。赵杰也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的，与许相见后热情地说：“我代表聂司令员（聂鹤亭）、陶政委（陶铸）对你们的起义行动表示欢迎，你们为解放沈阳做出了贡献，部队暂不解散，准备改编为解放军。”并命令说：“你们的坦克、榴弹炮、装甲车等重武器留沈阳由我们调用。你们率部到新城子集结待命。”
在新城子休整几天后，我们奉命前往老开原城，沿途受到党政人员及广大群众欢迎。到开原城后，县长孟宪民、政委刘希文等党政领导及广大群众迎接我们的到来。在整训学习期间，辽北省主席闫宝航特来接见我们说：“我代表辽北省人民政府及广大人民欢迎你们来到我地区，保卫当地的土地改革。”部队在开原城整训学习期间，辽北军区政治部负责部队学习，其中王在衡（这时已改名叫王铁）干事与我们相见。我们在战火纷飞年代里分手，此时相见有叙不完的话。谈到他携械投向解放区的经历，我则受到牵连差点丢了性命，所幸我们都还活着，我们俩在一起庆幸一番。谈话中，他建议我有机会上学学习去。
部队在开原期间，军心不稳，对靠不住的人员都采取监视措施。像师属骑兵营有个班长身缠手榴弹来师部要找师长算账，我便将其扣留并解除其武装，婉言向其讲解起义部队的待遇政策，并说：你不愿继续当兵可发给你路费让你回家去。类似情形时有不断。部队刚刚起义，军区政治部及帮助辅导学习的政工人员，以及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等都在师部里，我当时作为警卫副官，时时提高警惕，因此从未发生意外。后来师长在回忆录中说：关绍甄是个进步的青年，也是我最信任的人。
随部起义
后来，我在无线电收音机中听到京津地区战役的情况。我师的坦克、榴弹炮、装甲车等重武器跟随解放军进关攻打天津。天津解放后，我被派去安顿在津部队家属。当时天津市内一片狼藉，鞍山道八一礼堂附近残留着铁丝网架子及被打穿的钢盔，百货大楼（那时叫中原公司）的高尖楼顶被榴弹炮打出1米直径的一个大洞——据说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指挥部就设在这里。攻克天津的战斗是残酷的，也让大家确立了更强的信念，争取北平能够和平解放。
1948年冬，随军起义后留影
入革命大学
北平和平解放后，我又被派去安顿在京的部队家属（重点是许赓扬师长的家属），并住在许师长家里。当时北平市面上抢购囤积物资，市场混乱不稳定，店铺不收金圆券，购物须用银元。在胡同口僻静处，常有人手缩在袖口里拿着银元“哗啦哗啦”响，嘴里小声念道：“买俩卖俩”。更惹我注意的则是若干院校招生，特别是军政大学、华北大学、人民大学、革命大学等。我计划报考军政大学，于是回部队要求在北平上学，并征得辽北军区政治部王铁同志同意和支持（王铁过去同我在伪满当“国兵”在一个班）。经许赓扬师长同意，由部队开介绍信后后，我回到北平，前往报考军政大学。报名时，负责人说：“全国尚未全部解放，东北人民解放军干部还不能上学，若上学需有罗荣垣政委亲笔信。”被拒绝后，我报考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没过多久，《人民日报》上登载我被录取了。于是，拿上报纸回到部队与战友、领导告别，然后离开了部队，于1949年3月初入学学习。
在校学习期间，艾思奇讲社会发展史，杨献珍讲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等，中央首长朱德、校长刘澜涛等做形势报告。通过学习，我受益匪浅，认清了形势，明确了是非，初步奠定了革命的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