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郊外地里锄地，芳芗领着孩子们给我送水来。在妈妈的带领下，牧村在郊外蹦蹦跳跳唱着：“青青山，蓝蓝的天，青山下绿一片，麦浪滚滚望不到边。”另外，他们还跟着妈妈采集一些野花和野菜。无忧无虑的孩子感到农村挺新鲜，而大人却不能忘乎所以，只能在含辛茹苦的生活中忍辱负重。通过辛勤劳动，我逐渐赢得了村民的赞扬。所以说，人只要付出辛苦勤奋的努力，就可以改变环境，辛勤劳动不仅可以创造财富，更可以改变与周围群众的关系。
辗转流离的日子
生产大队长关维藩是我的亲叔叔，一天晚上，他到我住处闲谈说：“绍甄啊！现在是工业大跃进时期，你有技术，为什么不去沈阳市里工厂去试试呢？你在农村锄地能干得了？这眼看就要秋收冬藏啦，东北又冷，冰一把霜一把地你能适应得了吗？再说你媳妇身体又不好，孩子又都小，你可要好好考虑考虑呀！”
我当时想：不去！宁可在农村受苦受累，也不愿再招来任何政治风险，凭自己劳动生活不也挺痛快吗？人家能干我为什么不能干呢？但经过三叔再三劝说，我最终决定去沈阳县汽车修配厂试试看。来到该厂后，经考试（看图纸及考查技术操作方面的内容）将我定为五级车工。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查，我被正式录用。厂领导非常认同我，并将我调到厂部生产部门任生产调度员，管理五个车间的生产安排。在此期间，我除了搞生产作业计划等工作，还改装了大米机及插秧机等装备，颇受厂领导器重。之后，我将农村的妻子和孩子接到沈阳市里来住。在当时，这是农村村民梦寐以求的事，别人都很羡慕。搬家当天，乡亲们赶着大马车将我们送到了市里。环境变了，孩子时而会怀念农村的田园风光，连梦里都会闻到那乡土的芬芳气味。有时，村里还来人看望我们，带些土特产来；我也常给乡亲们从城里买些日用品带回去。可以说，我们之间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来到沈阳市里居住，一年间我们就换了三个地方。这不是“孟母三迁”，而是因环境变化而引起的。一开始，我们暂住在皇姑区的五叔家。五叔家原先是长条的大土炕，从中间隔开划出了一小间让我们一家五口人住。我们在一个灶上各做各的饭菜。五叔五婶他们特别喜欢听牧村唱歌，我们的到来虽然给他们增添了麻烦，但也带去了一点乐趣。刚刚熟悉了这里，我们又搬家了。这次是皇姑区委我弟弟给找的房子，是个大杂院，我们就住在院子大门口门房旁临街的一间土坯房里，开门上炕，在院子里做饭。由此，我们开始单独生活了。院子里的小朋友都来找孩子们玩，唱歌、跳猴皮筋等，特别是当芳芗在屋里教牧村唱歌时，小朋友们都在窗外观看，有时芳芗也将他们叫到屋里来一起唱。
那年秋雨连绵，外面不下了屋里还在下，屋内炕上地下放满了盘盘罐罐以接流下来的雨水，屋里“滴滴答答”总是响个不停。天晴了，我和五叔、绍仁弟上房铺油毡刷沥青，房上房下忙。雨季过了，我们觉得在这里实在不好过，于是又开始搬家。这次我们搬到工厂我徒弟田万鹤家。田万鹤感到师傅住的地方太困难，于是将他家存放东西的一间屋腾出来让给我们住了。这房子处在沈阳市和平区，是过去日本人的住宅。这是座小洋楼，有煤气。田万鹤的父亲田峰同志是这里的房主，他是沈阳县县委书记，待人热情可亲。我们在此安顿下来后，仍吃商品粮及副食供应。由于东北多供应粗粮，气候又寒冷，经过一冬天，孩子和妻子都受不了。芳芗给北京原来单位写信，要求将户口迁回到天津哥哥家。户口的事办妥后，1960年，芳芗领着孩子迁回到天津，我则留在沈阳住独身宿舍。
他们来到天津，生活上除芳芗每月劳保工资外，我每月从沈阳寄钱过去，有时我也到天津看看他们。来到天津后，牧村已开始在兴隆街小学念书了。唱歌方面，牧村除在家受妈妈教导外，还在每个星期天由妈妈领着去东马路少年宫练歌。在小学阶段，牧村就已经能识简谱，一般歌曲都能按谱哼唱了。记得那时在小学上音乐课，杨文珠老师常叫牧村到讲台上领唱。
在天津住在李家的祖产房子里，芳芗自然回忆起1938年在天津天申中学上学时跟德国音乐老师学声乐艺术的情景。那么，如今她也像鲁宾斯夫人一样，在这里将她学到的音乐艺术传授给自己的女儿。在这段时间里，可以说为牧村在声乐艺术方面奠定了基础。芳芗在教唱中指点着说，“唱歌别在口腔发音，让气从腹腔里出来，像根气柱，唱歌要柔和、轻婉”，并时而做个示范，牧村学着妈妈的发音发声、运气、吐字、表情……这也是她妈妈在贫病交加中的一种精神安慰。她妈妈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牧村身上，对她说：“村儿，要记住，妈没能唱出来，你将来一定要唱出来，孩子，你赶上好时代了！”
后来牧村回忆说：“我能有今天的艺术成就，应该说源自我的童年，起源于我亲爱的妈妈。”她妈妈把蕴藏在灵魂深处的音乐休养无私地传授给心爱的女儿，妈妈的夙愿潜藏在牧村幼小的心灵里，成了牧村前进的动力。这也是牧村人生磨难中一块磁石，一直吸引着她奋勇向前。牧村常说：“当我遇到困难或难题时就想到妈妈，使得我勇往直前，一步一步地实现着母亲的遗愿。”芳芗留下的精神余光使得牧村在前进的道路上有了一盏永不熄灭的灯。
后来，芳芗逐渐感到身体不适，总是浑身疼痛，牧村常常用小拳头拍打着妈妈的全身，以解除她的身体不适。我得知这样的情况后，毅然辞职离开了沈阳，带上户口来到天津，家里总算有个健康但无工作的大人了。可到天津后，我为落户口跑遍劳动部门、公安派出所，诉诸多少理由就是不给落户口。没有户口就没有粮食副食供应，而当时又处于节粮度荒年代，怎么办？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带上小儿子牧野投奔内蒙古白云鄂博关绍臣弟弟家，在这里，我终于落上了户口，牧野的户口则留在天津（仍有粮食供应），以减轻些天津那边的吃粮负担。
辗转流离的日子
当时我的父母亲也在弟弟家住，母亲在街道居委会工作，弟弟系白云矿副矿长。居住在父母、弟弟家里，生活不像在天津时那么紧张了。初来到这里时，我首先同老父亲及弟弟绍忠在小山坡下开垦出了一块荒地，栽种上一些蔬菜，施肥浇水。这年秋后丰收，土豆收成几百斤，我们还挖了个菜窖储存土豆、白菜等。老父亲还建了个小猪圈养了两头猪，全家生活其乐融融。
来到这里不久，内蒙古军区在这里建了个炼铁厂（大炼钢铁年代的产物），该厂向白云矿要一位技术人员帮助建机修车间，于是绍臣就将我介绍去了。来到炼铁厂组建机修车间时，厂里从山东德州机床厂购买了一部C620机床发回厂里安装。参与机床安装的都是些临时工，在安装过程中，尤其临近中午时分，这些临时工都心不在焉，也不太听指挥。突然，他们将机床扳倒了，将我砸在机床底下，刹那间我左手虎口处的骨头被砸裂，我被压得胸口喘不过气来。厂里人员全跑过来，将我从机床底下救了出来，然后用救护车将我送到白云矿区医院。医生将我的手缝合好后，我又住了好些天院才恢复了健康。机修车间建起来并且运行正常后，我便成为了该厂一名正式的技术人员。
这年秋天，气候适宜，我便叫芳芗和牧村一同来内蒙古散心，欣赏这里的草原风光。她们在这里住了一个月后回到天津，其实这也算是节粮度荒的应急措施。
红颜薄命
我于1962年从内蒙古回到天津，并落上了户口，可工作却丢了。这时沈阳县汽车修配厂邀我回去工作，但我考虑来考虑去，主要是家里妻子没人照顾，觉得无论怎样也不能离开这个多灾多难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