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极度的忧郁与孤独中，牧村每天很早起来就和小伙伴去海河畔练声，参加少年宫合唱队的活动，在音乐课堂上，在钢琴旁，在中小学文艺汇演的舞台上放声高歌，遵循妈妈遗愿的信念不停步。当唱起“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时，牧村心胸顿时开阔了，她浸润在歌词所展示的气势磅礴的豪情之中，身边的困难变得渺小了，从中获得了无穷的力量和克服困难的信心。
此时的牧原已从河北区小树林二中毕业，在贫困交加中响应政府号召，第一批上山下乡到山西省临猗县。1966年初的一天，我很晚才回到家里，这是因为我所在的单位天津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动员职工分迁山西支援“三线建设”。去不去呢？我这个临时工倒可以不去，可是不去吧，在天津这个大城市干一辈子的临时工，何年何月才能转正呢？去吧，又舍不得离开孩子，再说孩子又小。思来想去，考虑到这些年来的生活经验：父辈的身份将给孩子铸成不可挽回的终身影响。我们虽暂时骨肉分离，但到山西支援“三线建设”，又能干我的技术工种，而且有转正的可能……在听我去或不去的述说中，牧村默默为我准备好了行装。在送别的站台上，我难舍难离地登上了火车，车上车下，我们流下了心酸的眼泪，周围送别的人们也都为我们难过。车开动了，像把我的身心撕开一样。列车越走越远，留下来的只有悲伤和孤独寂寞……
牧原上山下乡走了，父亲也走了，13岁的牧村和11岁的牧野相依为命，孤苦零丁地生活着。姐弟俩在家养了只老母鸡，作为生活中的小伙伴。养久了，感情很深，姐弟俩回家时，它就“蹬蹬”地往跳下楼来迎接，牧村他们走了，它又随身后送行，寸步不离，像家里亲人一样。后来，别人家放鞭炮，它吓得从平台上掉到楼下摔死了。为这，姐弟俩还大哭了一场，后来将它送到铁路旁挖坑埋了。
我在山西惦念着孩子，每月勒紧腰带将临时工的工资四十多元除留下10～15元的生活费外余下全部寄给天津家里，为的是不让孩子挨饿……艰苦的生活使得年仅十多岁的牧村就开始操持家务。生活的磨练使她柔弱的肩膀一点点变硬了，生活教育他们要节衣缩食。夜里，姐弟俩从运煤车路过的货场大街上扫些散落下来的煤末，做成煤饼子生炉子；夏天买些便宜的蔬菜腌咸菜，作为冬菜度日，一直能吃到来年春天；秋天大白菜上市时，多捡点菜帮子搅成菜糊糊吃，省下来点钱一防爸爸不能按时寄钱来，二防粮食不够吃。粮食不够时，牧野就借上辆自行车到郊县去买点玉米粒，回家碾成面搅成菜糊糊来弥补。从郊县回来，牧野的两只小手冻得像小胡萝卜，牧村就一直暖着弟弟的手。他对姐姐说，路上饿了就嚼把棒子粒；一次累了还躺在公路边睡着了，过来汽车差点压着……姐姐心疼弟弟，眼泪扑籁籁地掉了下来。就这样，她们姐弟俩相依为命。
红颜薄命
经济拮据，生活窘迫，这都算不了什么，只能当成生活教育人的课堂。可怕的是我走后不久，狂飙席卷整个中国大地，游街、武斗、抄家，一片混乱。红卫兵抄走了芳芗留给牧村的遗物、珍贵的合家照相册、照片等等。他们一会进来一帮翻箱倒柜，一会进来一帮问个长短，并以逼供的口气说：“你们家没大人，哪来的大人衣物？统统拿走。”有的拿起芳芗年轻时的照片，往地上一摔，骂道：“臭小姐。”就连死去的人也逃不过这魑魅魍魉横行的岁月，还讲什么伦理道德啊！红卫兵在整个大院里剪头发、剪裤腿，令人跪砖头，加之鞭子抽、棍子打，给大舅嫂（牧村的舅妈）剪成“阴阳头”，又把地板掀开，也不知他们想找什么……家里被抄得一贫如洗，连床被子都没给留。坚强的牧村去找他们讲理才给退回来两条被子，总算有盖的了……这段时间，两个孩子吓得只有东藏西躲，胆颤心惊。
这些“勇士们”的行动，不仅丧失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伦理道德，也在他们自己的心灵深处刻上难忘的记忆。
身陷囹圄
1966年，我跟随天津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到山西省长治市去支援“三线建设”。我随第一施工队驻在距长治市以北二十多华里的故县长治钢铁厂。施工队驻在一个破窑厂里，我在技术革新组，我的工作是为施工队改革工具，车削些小零配件。
来到这里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之后，省建公司人员形成两派，一派叫“红字号”，另一派叫“联字号”。公司90%以上人都站在“红字号”一边，只有极少数几个人站在“联字号”一边，两派因观点不同从文斗发展到武斗。后来实行军管，公司驻进军代表，“联字号”的几个人同军代表站在一起，造成人数占大多数的“红字号”竟斗不过只有少数人的“联字号”。“红字号”中我们这些从天津来到长治的人只好都回到天津，在天津二建公司“闹革命”。后来，经山西省建总公司同意，回天津的这些人全部来到太原，我们技术革新组及公司办公人员驻在总公司办公楼内，各施工队分散驻进学校（当时学校均己停课，只有红卫兵在校“闹革命”）。当时省建总公司给安排了一些工程活，第一施工队被安排在市一中，我们技革组就在市一中教室里搞些施工中的技革部件。
突然一天，第一施工队灰土工外号叫“小黑徐”的带领一帮红卫兵手持垒球棒闯了进来，我们技革组的年轻人看到情况不妙瞬间便从窗户跑了，剩下我一个。这帮红卫兵不由分说，垒球棒像雨点般朝我打来，我只好抱着头挨这番猛打。我被打倒在地上，瘫在地上起不来。在打的过程中，小黑徐一边打我的嘴巴一边说：“还叫你们说第一施工队的坏话不！”他们看已将我打瘫在地，处于半昏迷状态，便都离开了。此时我混身上下已失去知觉，苏醒过来后，见室内空无一人，便一点一点地往外爬，爬到校外马路旁，过来辆卡车，司机看我这个样子便停了下来。这是辆省建总公司的车，说明情况后司机师傅将我抱上驾驶室开车回到总公司。总公司办公人员及技革组的人将我移至另一辆客车上送往医院检查。此时我混身上下都动弹不得，感觉胳膊腿都已经打断了，而检查结果却奇迹般地标明我尚未骨折。我因皮肤、肌肉大面积挫伤，渐渐全身瘀血变成黑紫色，回到总公司，我在床上疼痛得翻不了身，由技革组人员照料。
当天晚上，幕后指使者、第一施工队造反派头头得知我已回到总公司，就又扬言要率人来总公司，非要打死我不可。在那无法无天的时代，他竟口出此狂言。技革组组长王长好师傅（共产党员，忠厚老实的老师傅）一听就火了，说：“将人打成这个样子还敢再来，让他们来吧。”王长好师傅是木工，拿上斧头带领技革组成员（全是复员军人）在总公司门前等候他们的到来，王长好师傅说：“豁出我一条老命啦，叫他们来吧，来一个我剁他一个。”对方听说总公司的民兵都已全副武装要对付他们，结果一个也未敢来。
造反派头头为什么非要打死我呢？我们之间有多大冤仇？没有。我们又都属于第一施工队，低头不见抬头见，有何仇可言？他在灰土组，我在技革组，又都是从天津来到山西的老乡，有何仇可言？后来，原因弄明白了，当时正要成立“革委会”，徐在第一施工队是造反派头头，在选举中却落了榜，就怀疑我们技革组从中作梗。原因是他在一施工队“造反”成了霸王，与某架子工老婆有染。假日，他俩并肩携手于街头，曾被我们技革组看到。落选后，他就怀疑是我们搞的鬼，一直怀恨在心，并说我是主谋。其实技革组在公司是很正派的，从不搀和这些事。组长是共产党员，余者都是复员军人，人品素质是好的，我则是技革组在技术上的主要人物。技革组来到太原，被安排在总公司同办公人员一起共事，都是比较稳妥、靠得住的正派人，从不扯些乱七八糟的事，也属于公司的骨干力量。他却错误地怀疑到我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