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东北老家拍来电报说我母亲患肾盂肾炎病危，住进沈阳医学院附属医院，我抱着牧村去看望老母亲。在火车上，旅客发现这么可爱的小姑娘，就逗她玩。人家问她会唱歌吗，她毫不犹豫地说会唱，然后大大方方地在车厢过道唱起妈妈教的歌曲来。之后围过来好多人，一边鼓掌一边纷纷拿出糖果来给她，以资鼓励。她则说：“谢谢，妈妈教我不吃别人给的东西。”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都说这小妮可真懂事。我当时心里美滋滋的，心想，牧村懂事与生来就受到受过高等教育而又做过教育工作的母亲的熏陶是分不开的。
到了沈阳一下火车，牧村就被冻哭了，我只好将她紧紧裹在大衣里。到沈阳铁西区灯泡厂她表姨家，室内暖气热呼呼的，牧村则又活跃起来，同表姨家孩子跑到外面去堆雪人。
由于当时社会上医药短缺，我从表姐夫的卫生所弄到几支链霉素及时送到医院给母亲救急治疗，回到北京后又从部里卫生处给沈阳医学院寄去两盒链霉素，终于将老母亲抢救过来。
从沈阳回来的第二年春天，一些家属领着孩子在部后院花园里玩耍，人家荡秋千荡过去后，牧村跑到秋千中间站在那儿看，秋千荡过来正撞击在她鼻梁下面，将她打倒在地，顿时鼻青脸肿。她妈妈给我办公室打电话说：“可不好啦！小村被秋千打倒昏迷，不醒人事呀！”我听后忙向部办公厅要了辆车，迅速将牧村送往阜成门外儿童医院抢救。
到了医院，牧村脸肿得更为严重了，面部血淋淋的，还在昏迷中。医生擦洗后说：“须马上输父母的血，增加抵抗力。”她妈妈体弱，我便让医生抽了我200毫升血给牧村输上，片刻过后，牧村就大声哭叫起来了。医生说还需住院，于是，牧村由她妈妈陪同住了大约二十几天医院。这是牧村童年最危险的一幕，好在最终化险为夷。
因言获罪
我在部里上班，家中有病人，领导为了照顾我，便于病人休息，将我从两居室合居单元房子调到独自偏单元居住，另外还尽少安排我出差，由此，我深深体会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同志们都来自五湖四海，相互亲密无间，和睦相处。此时我正在积极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入党申请书已写，且组织上和保卫部门已做了审查，认为我历史清楚具备入党条件。此时牧原正上着小学，芳芗身体状况也恢复得比较好，她像位家庭教员一样循循善诱地教育孩子，把心底蕴藏的音乐休养点点滴滴传授给心爱的女儿。可生活往往变幻莫测，意想不到的灾难往往会突然降临，打破本来平静如水的生活，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1957年，领导安排我随刘惠芹处长出差，前往西安西北工程局调研。从西安回来正赶上“鸣放”，帮助党整风，基本建设司司长将我们工作组人员召集到司长办公室，动员我们帮助党整风，让大家畅所欲言，不要有顾虑，并且号召我们给领导写大字报。我们也都推心置腹地将心里要说的一一倒出，从当时或者现在来说意见都是很中肯的，没有半点恶意。我这个东北汉子直心肠，不会弯弯绕。就这样，我对当时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针对各地施工现场水电不通等的情况，我说学苏联的工厂化施工、机械化施工很不现实，“苏联已经发展多少年了，人家有条件工厂化、机械化施工，我们处在建国初期，条件不具备，不能一味模仿苏联”；另外，我还针对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以及部分领导工作作风等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说“有些地方还吃不饱肚子，像我家乡距沈阳六十里路，村里还吃着救命根（牵牛花根茎）”，并和别人一起写了针对刘秀峰部长的大字报。
说实在的，我是诚心诚意向党提了中肯的意见，而且又都是善意的，可最终却遭到了批判。本来是一片好心，却被认为是“右派”向党进攻。问苍茫大地，孰是孰非？上哪儿说理去？无限上纲的批判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在言者有罪、阴雨连绵、阵雷轰顶的情况下，我感到很不可思议。
办公室过道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什么样无中生有血淋淋的罪责都安在我的头上：“你这个国民党反动军官跳出来配合右派向党进攻，不学习走苏联社会主义道路，你要走什么道路呢？”“说老百姓吃不饱，那是在污蔑社会主义！”有的借题发挥往我的伤口上撒盐水，有的不实事求是地大做文章，幸灾乐祸。过去，也可说是昨天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和和睦睦的同志，一下子变得如此可怕，相互都以敌视的眼光各自防守自卫，生怕一句话一个举动不慎而误入泥潭不能自拔。这就是“极左”思潮年代的历史产物。由于我拒不认错，便有人说我是“向社会主义发起疯狂进攻”。
从此，我被闲挂起来了，除作检查、接受批判外，也不给安排工作了。之后，我被调去修筑十三陵水库。在那里，我每天来来回回挑石头，穿破了四双鞋。因劳动强度大，一顿能吃下四个窝头；夜里住在附近的一所学校里，在地上铺上稻草、头枕砖头躺下就睡。回到单位后不久（1958年），部里人事司给我开了一个“退职证明”，上面的理由美其名曰“自愿退职”，其实是强制勒令退职——在那种暴风骤雨的袭击下，我只有低头认定是“自愿”。
从这件事可联想到在那个时候，正是“极左”思潮开始泛滥的年代，有人曾经想把首都北京净化成水晶体，就是说凡是历史上有砟的或者是地主成分的，都要以不同形式清洗出北京市。由于我是起义人员，只能以退职方式清洗。可想而知，这么一股风，不知给多少人带来了痛苦和灾难！这些人到哪儿都会受到冷落，受到歧视。好在中国淳朴忠厚的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他们会衡量人的。但即使这样，这些人也存在着一种自卑感。
1958年，我携妻子、孩子离开了北京。在“极左”的气氛中，我们全家像瘟神一样，没有一个人过来看上一眼，那种悲惨的气氛真令人心寒。“萧萧茅屋秋风起，一夜雨声羁思浓”，全家跟随我狼狈不堪地奔向求生之路。同时我又想起白居易的诗：“若学多情寻往事，人间何处不伤神。”它告诫人们不要为了往事过分伤神，而要振奋精神向前看。人的一生或多或少不免有些沉浮，浮在上面不要骄傲；沉在下面面对不幸，更不要悲观失望，要以率直、坚强、乐观的态度向前迈进。于是，我们抱着悲愤的心情下定决心，毅然回到了东北农村老家。乡音未改，山河依旧，家乡仍是一片乡土田园风光。
回到东北农村，父母亲为我们整理住房，乡亲们也都过来看望问候，多年未见，备感亲切。从此，我在生产队下地干活，并利用早晚休息时间将宅院前后空地全翻了一遍，种上各种蔬菜。宅院成了个小菜园，又像小花园，葵花向着太阳转。那年喜获丰收，左邻右舍乡亲们都吃到了我种的菜，夸赞我说：“绍甄这小子可真行。”环境变了，伙食变了，孩子们在这个陌生的田园里感到新鲜。邻里小孩都学牧村他们的北京腔说话，更爱学牧村妈妈唱歌，由此，小宅院变得充实而有活力。由于耕耘的硕果增添了乐趣，我们的生活也变得充实起来。
因言获罪
有时农村来放露天电影，孩子们就欢欢喜喜地去看电影。我则从不去看，农村夜里路难行，我要在家陪伴孩子的妈妈。而且当时我俩看什么电影也没有心情。虽然乡亲们并不歧视我们，但我们却感到愧疚，有些自卑感。孩子们此时感到：爸爸妈妈为什么不去看电影呢？敏感的孩子也变得谨慎起来，不给大人惹是非。在这种生活环境中，很自然地锻炼了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显得更加懂事。环境教育人，这是千真万确的道理，人的性格品德往往是从童年开始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