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之下，我准备做点小买卖。我与同院陈伯伯去到静海赶集，买了筐成熟的黄杏，因不懂，到家后才发现杏子已熟透了，再不赶快卖就该烂了。于是，我将杏装在小篮子里，上面还遮盖上条毛巾，生怕别人看见，从这个胡同进去又从那个胡同出来，羞得我连一声“卖杏”都没喊出来。那时的我是多么狼狈、多么难堪啊！回到家里，所幸得到了邻里的同情，你二斤他三斤地处理掉了，倒没赔钱。
人怕逼，穷则思变。当时我考虑到家家户户都要生煤球炉子做饭菜，而生炉子需劈木柴，家家都使用斧头，而许多人家的斧头因很久不磨了，都很钝，使用起来很费劲，我想如果将这些斧头修好了，既便民又有收益，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于是，我从自家及同院邻居家的斧头开始，以锻打、研磨、淬火等方法修起斧头来。我采用边送边收的方式（将修好的送回，同时收来待修的），借上邻居的自行车走街串巷，一开始感到面有窘色，逐渐地也获得了用户的赞扬：“斧子修得挺好用，像新斧子一样。”修一把只收五角钱，但生意还不错，收入较丰厚，从此窘色也就逐渐消失了，凭劳动吃饭心安理得。就这样，我边劳动边照料病人，总算能养活全家了，这让我更加明白了劳动创造价值的道理。同时，劳动还能改变困境，利于社会、利于人民。
1963年，芳芗腹部渐大，我还以为生活好了她变胖了，她自己也未感到有何异样，觉得胃癌手术后已七年多了不会有什么问题，其间街道居委会还邀请她出来帮助工作等。即使是这样，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还是决定让她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有腹水。经进一步检查，在腹水中发现了癌细胞。这个消息于我简直是晴天霹雳，顿时心情低落，心中感到撕心裂肺般疼痛。想到生活刚刚安定，孩子还小，嫩芽正在舒展的时候，而妈妈又病倒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在揪心的悲伤中，为了抢救生命，我到处寻医问药，试图使芳芗的病能得到治疗，但总不见好转。
之后，芳芗住进天津市滨江医院。后来她因患肠梗阻，由外科方哲主任做手术，手术过程中为了排除腹内淤血，须在腹内放只肛管通到肛门外。手术后，芳芗被推出手术室回到病房，护士见肛管露出太短，就将其往外拉了一下，结果失掉了从腹内排淤血的效果。出了这样的医疗事故，方哲主任大发脾气，对护士说：“你竟自作主张将肛管拉出，我要开除你！”当时我在跟前，但方哲主任并不知我是病人的爱人。方主任回到办公室，我随即进去说：“护士那样做是为了排泄方便，不是成心，再者病人已是癌症晚期转移，已无法挽救，你就不要为难某个人了。”方主任问：“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病人的爱人。”方主任见我通情达理，就尽量给予了治疗上的方便。医院给芳芗设了个单间，我则一直在一旁陪伴。为能延长生命，我从外面弄到了某种抗癌药物，在得到医院允许后使用了，病情曾因此好转过一个时期。
在此期间，她想吃什么我就给她弄什么。她的好友邓秀文及其爱人田金举也常来看望她，因邓秀文家靠近医院，经常炖热鱼汤送来医院；芳芗想孩子了，邓秀文就领着几个孩子来医院看望他们的妈妈。眼望着死亡一步步逼近，我们的心里十分揪心。后来又二次手术“造瘘”，芳芗痛不堪言，每天靠杜冷丁忍受痛苦。我整夜守在她身边，看护着即将离去的爱人。
芳芗也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便将心里话、要嘱咐的话都向我交代了。她说：“我要走了，我舍不得孩子呀！我死后你就领着孩子往前过吧！”我说：“你放心，我会将孩子拉扯大，培养他们长大成人，你就放心吧！”她又说：“你看小妹（邓秀文）对咱该多好呀！比我亲妹妹都亲近。可你不能在小妹身上打盘算呀！”另外，芳芗还嘱咐我回家将箱子里的衣服哪件拿来准备她走时穿，哪件衣服给小村留着用，不要给人，更不要处理掉，还说：“我死了你想办法给我买口棺材，不要火化……”当我领着孩子来看望她时，她轻声对孩子们说：“过来，亲亲妈妈。”另外，她还嘱咐小村别忘了去少年宫练歌。当孩子要离开时，孩子、大人都眼泪汪汪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1963年12月6日深夜，她叫我说：“绍甄你过来，扶我起来站着走走。”我到病床边，她用她那冰凉的手搂着我的脖子，头搭在我肩上说：“我眼睛怎么睁不开呢，我想睁开眼再看看你呀！”之后她就再也说不下去了，我说：“你已几天几夜没合眼啦，你躺下休息吧。”说完，我将她平平地放下，她开始大喘气（实际是倒气）。我看她像睡着了，就起来到她床边叫她：“芳芗！芳芗！”她也不应声了，推推她头，也没反应，揭开被子，心窝稍微在动。我马上跑出去叫值班护士、大夫，他们急忙跑过来急救，可再拍打心脏也没反应了。大夫扒开她眼皮说：“瞳孔已放大，停止呼吸了。”于是，我用热水瓶里的水将毛巾浸湿，然后给她洗洗脸，擦洗身上，将她嘱咐走时穿的衣服给她穿上。护士用大床单包上，上写“李芳芗死尸一具”，抬入太平间放在洋灰板上。
红颜薄命
这天夜里11点多，万籁俱寂，外面寒风凛冽，孩子在家中也感到了妈妈不好了——妈妈喘息的声音敲打着他们的心呀！他们想爸爸，盼爸爸回来，可又怕爸爸回来……我从医院太平间出来直奔东站邮局，给芳芗北京的单位拍去电报，说“李芳芗已故，停尸待殓”，然后回到家里。这时已是深夜，推门进来，孩子不敢作声，也不敢动弹一下，都缩成了一个团。我再也忍不住了，说：“孩子！你们的妈妈死啦！”孩子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妈妈呀！妈妈……”我连夜领着孩子来到医院太平间，孩子们见妈妈躺在冰冷的水泥板上，都跪倒在妈妈头前叫喊着，她也不能理睬孩子了……癌症夺走了她的生命，此时她才芳年四十啊！自古红颜多薄命，我再也听不到她用那动听的歌声教孩子唱歌了！
第二天，北京的单位来人了。单位给买了口大棺材，并安排给了孩子的抚养费等。入殓时，我亲自将芳芗那冰凉的身躯托起放入棺内，头的两边用棉花填充，脸上盖上条新毛巾，说：“芳芗安息吧！”
芳芗在天津北仓第二公墓埋下后，我领着孩子拜谢前来吊丧的亲朋好友，这时芳芗的小妹（邓秀文）说：“十姐夫，你领孩子到我这儿来吧。”对此，我只能暗中感谢，因我绝不能违背芳芗临终前的叮咛啊。
从此，我感到家里是那样凄凉沉闷，一走进家门就像掉进冰窖似的。此情此景下，我也没心思修斧头了，于是通过街道介绍到天津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做临时工。等到距北仓公墓较近的工地干活时，我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借上辆自行车，带上把铁锨来到芳芗坟头前培上几锨土，寄托哀思。
在做临时工期间，我以付出艰苦的体力劳动来消磨苦闷的心情，蹬三轮、运灰膏、和大泥等，当蹬三轮遇到上坡时，无论是拉还是推都上不去，这样累得筋疲力尽，也就什么都不去想了。夜里，我还得用自己笨拙的双手给孩子们缝缝补补。年仅10岁的牧村醒来看到爸爸这个样子，心酸地哭了，我抚摸着孩子的脸庞说：“孩子，别难过，人在苦难中才能锻炼意志，要坚强。”从此，牧村就更多地承担起了家务，除做饭菜外还学着做针线活等。苦难的岁月是催人奋进的激进剂，牧村从来没忘记过妈妈的叮嘱：“妈妈没能唱出来，你一定要唱出来。”这个信念指引着牧村向着光明，向着高山攀登，继续唱、努力唱……一定要唱出来，把歌声献给祖国，献给人民，也献给九泉之下的妈妈。信念的力量，也是她精神的力量，激励着她扬起风帆。这个信念蕴藏在她心中，成为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