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孩子的名字，曾有很多流言，这里面有着许多故事。1976年我刚刚出狱不久，在天津市第一工人文化宫看牧村演出。我坐在剧场中间，当牧村从后台走出来，全场热烈鼓掌欢迎，有的说：“你看关牧村她跟咱中国人就不一样。”有的则说：“她爸爸是日本战犯，解放初期她爸爸在深山老林里向日本帝国主义拍电报，被咱们潜伏的武警当场给毙了。”有的还说：“没毙，现在还在监狱押着哪！”另外还有人说：“关牧村你别看她穷，其实不然，她装穷，她妈妈仍在日本，经常通过香港给她寄外汇来。”
我儿子牧野在天津机车车辆厂上班，有一天，他们的工友问牧野：“你家在日本究竟还有什么人呀？”而且，不仅一般群众在社会上有这样的议论，在1979年牧村第一次去日本访问回来在市里汇报时，当时市人大的一位领导也问：“小关，你这次去日本，亲人都看到了吧？”
社会上有这些议论，主要是因为牧村有了点名气。就是在近几年里，与我关系都很不错的朋友在一起闲谈中还问我说：“哎！关大爷，你到底是不是日本人？”我说：“你是根据什么？”“人家都说，你女儿关牧村、你儿子关牧野不都是日本人的名字吗？”我说：“她还有个哥哥叫关牧原，现在在美国定居。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在北京的日子里
1952年底，平原省撤销，我和李芳芗一起调来北京。来到首都后，我们无比兴奋，心里暗自立下决心，要为建设好首都、建设好新中国而努力工作。在心情舒畅、精神振奋的同时，她怀孕了。
1953年国庆节到来之际，也是我们到首都北京后不久，感到千载难逢。“十一”晚上，芳芗挺着大肚子，我们带上牧原一心想去天安门，可来到东长安街已是人山人海，感到不能再往前走了，为了照顾她这个身子，而只好拉着牧原向后转。我们气喘吁吁地总算到了东单附近，人少些了，才发现芳芗只剩下一只鞋了。既便这样，我们仍然等着看烟火，当时的兴奋真是令人忘掉了一切。
节后不久，芳芗快要生产了，我们考虑在北京生孩子一则无亲人照料，二则北京消费水平高，还不如回到新乡五姐那儿去坐月子。于是，我将芳芗送到前门火车站，送她回新乡去。那时不像现在通信这样发达，过了一段时间，我接到芳芗来信说：“咱们的女儿于11月6日出生了。”女儿出生后遇到了些问题，就是芳芗没有奶，在新乡五姐照料下，孩子尚未满月芳芗就带着她及一个小脚老太太回到了北京。当时我到前门车站去接她们，我在站台上看到芳芗走下车来，我问孩子呢，她说在车上。我赶紧登上车厢，看到一位小脚老太太盘着腿坐在那儿，在她老人家腿上躺着毛茸茸满脸皱褶黑瘦的娃娃，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女儿牧村。我从老人家手中接过孩子转身走下车厢，老人家跟随我身后走出车站。我雇了两辆三轮车让她们上去，自己则骑上自行车回到东城区南小街八大人胡同家里。
牧村生活在北京温馨的阳光里，白天由这位从新乡带来的韩周氏喂奶、喂水照料，夜里则放在小竹车里在我们身边，我们时而给她换换尿布，时而喂喂水。她夜里很乖，从不哭闹，很让人喜欢。芳芗在西城区阜城门内上班，每天乘公交车回家，下班回得晚；我距家近，下班回来早，所以在照顾孩子方面可以多花些工夫。孩子要吃牛奶，我得挤时间去隆福寺附近取牛奶，以旧瓶换新瓶奶。那时没有冰箱，因怕变质，我就把牛奶放在筐里下到深井里存放。同时，我又怕孩子常吃牛奶上火，就在下班回来的时候将削去皮的荸荠榨成汁配合牛奶给她饮用，并加些鲜橘子汁。就这样，我们日复一日地工作、生活着。
1954年，我们单位合并到百万庄建筑工程部，家也搬到西直门内南小街一个比较古老的宅院。这下，我们俩上下班离家都近了，孩子也得到了父母更多的关爱。在安定舒适的生活下，儿子牧野于1955年出生，牧村就有了个弟弟。此时我们已是五口人的家庭，部里适时地分配了建工部后院的一套两居室的单元房子给我们。在这里住下后，一家人靠微薄的工资生活，但感到其乐融融。我们时常领着孩子欣赏古都北京的名胜古迹，或是去领略京郊的自然风光，看满山红叶层林尽染，享天伦之乐。我们一家生活在这繁花似锦的大花园里，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千家万户，温暖着每户人家。
在建工部工作期间，为同苏联专家接触方便，我们每天上夜校学习俄语。在外时学习工作繁忙，在家又能享天伦之乐，生活很充实。可是生活往往不能一帆风顺。人们常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家庭就是社会的一个细胞，这个细胞是紧紧地伴随着苦辣酸甜这个混合物而生存着的。就在1956年，芳芗在夜里经常捂着胸口，疼痛不止。我将她送到位于安定门外的单位职工医院，经胃镜检查发现在胃大弯处有块溃疡病灶，医生说：一般在胃大弯处溃疡都不是好现象，须住院进一步检查化验看看结果。
她住院了，我背着沉重的包袱回来，心情阴沉沉的。此后，家务、照顾孩子的重担全落在了我的身上。好在孩子都很听话懂事，知道妈妈不在身边，特别安生，让人省心。过了几天我去医院看结果，大夫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爱人做什么工作的？”我说：“卫生科会计”。大夫说：“检查化验结果是‘胶样鳞状癌’，对她应保密，她若得知是癌症是很危险的。”当时我就傻了，如同被炸弹炸碎了心，不知所措。大夫安慰我说：“现在医术很先进，癌症也不是那么可怕，现下需要做手术将胃切除，早做比晚做强。”我说：“将胃溃疡部位切除不就可以了吗？”大夫说：“若是那样，胃照常大量分秘胃液刺激刀口，伤口不好愈合，胃还保不住。”于是，我就按大夫的安排签了字，大夫进一步安慰我说：“胃还会一天天自然生长的。”
手术时，我看到芳芗被推进手术室，在外等候时，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像刀刺向自己一样痛。好在是由医院请来的苏联专家给做的手术，我心里踏实了些。手术进行了约4个小时，结果很成功。术后，专家找我淡话说：“中国的中医很有办法，术后可以找找中医，并不是癌症都那么可怕。”经在医院护理一个时期，芳芗很快就出院回到家里休养，但因病丧失了工作能力。
在北京的日子里
她出院了，我除上班工作外就到处寻医问药。所幸我们在北京，医疗条件好些，按苏联专家的嘱咐，经中医研究院肿瘤科开药治疗，果真效果颇好。芳芗身体恢复得比较好，慢慢地，她就明白了自己患的是癌症，但已在早期的时候切除了发病部位，也就放心了。
她因每天和孩子起居在一起，也有所安慰。这时牧村已三四岁了，终日在母亲身边，潜移默化地受到了母亲音乐方面的熏陶。早起妈妈指着窗外小声唱：“东方红，太阳升……”小村就跟着妈妈唱。妈妈唱了几遍后对她说：“你自己唱唱。”孩子认真地照着妈妈唱的韵味唱得有声有色。过了几天后，她妈妈又问小村说：“前几天教唱的那首歌忘了吗？”孩子说：“没忘。”然后又唱给妈妈听一遍，妈妈感到这个孩子是个唱歌的材料，教女儿唱歌的信心就更足了。
晴朗天气，领孩子在后院小花园里，妈妈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妈妈唱一句，孩子跟着唱一句，一个是一句一句地认真教，另一个是一句一句地认真学唱，直至唱熟了为止。有时，妈妈教她唱《王大妈要和平》……芳芗同孩子生活在一起，既激励了孩子爱好音乐的兴趣，同时也给了自己良好的疗养环境，这在当时来说是最好的精神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