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一个多月中，在总公司卫生室的关怀照顾下，我逐渐恢复了健康。而那位造反派头头没过多久回到长钢就让天车给挤死了，听说从天车上掉下来一声未吭；而带头打我的小黑徐在冰上将腿摔断造成了终身残疾。人们议论说：“这不是现世现报嘛！”那时这位造反派头头才三十来岁，尚未成亲就将命丢在异地他乡，他一心想要打死我，我倒未死还活在世上。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我们因处在这个偏远的地方，尚不清楚原委。后来听说是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铁扫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社会上的舆论渐渐多了，明晰了这次运动的目的，为的是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某些单位的领导或者地区领导，为单位或地区想方设法提些改革方案或主张，让单位或地区富起来，便被指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这些领导者就成了走资本主义当权派，都要打倒。这是不符合国情的，当时的国情怎样？经过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城乡荒凉，民不聊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已完成了土地改革，城市工商业正在改造中，人们需要安顿下来发展生产，发家致富，这是顺应民心的社会要求。
身陷囹圄
农民自家宅园里生产出来的小葱舍不得吃，拿到市场上卖。他卖了小葱有了收入，尝到甜头，回到村里后再从事多种蔬菜的种植，再拿到市场上来卖。这就很顺应民心。村民们你学我，我学你，就会有大量蔬菜和副食品供应城市。如果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谁还敢这样做呢？但在那个年代，穷才是光荣的，新衣服也要补上块补丁；穿得好点也要受到批评，说是有资产阶级思想；女同志烫个发也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总而言之，穷得精光才是最革命的。某些单位、地区稍好点、富点，就说这个单位、地区走资本主义道路，单位、地区领导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要打倒，那谁还敢领导单位、地区富起来呢？当时的中国本来就是穷底子，还能再让它穷下去吗？革命奋斗的目的不就是要让老百姓都富裕起来吗？
再论当权派，新中国初期，当权者一般都是在革命队伍中出生入死，有过贡献的，为社会为人民打下江山的有功之臣，要打倒他们，要革他们的命，天理难容。省、市委书记戴上大尖帽子，脖子上挂上大招牌，牌子上写着打倒某某，系上绳子牵着游街，旁边打倒某某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这种举动真叫人寒心啊！什么人高兴呢？那些骨子里真正仇恨革命、仇恨共产党的人才拍手称快，幸灾乐祸呢！这些人趁机混到造反派当中兴风作浪，可谓无恶不作。
“铁扫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顾名思义，铁扫帚不是一般的扫帚。这铁扫帚一横扫，“牛鬼蛇神”不死也要脱层皮。“横扫”的意思就是一个不漏掉。什么是“牛鬼蛇神”呢？就是地、富、反、坏、右。
先说一说地富。当时全国都已完成了土地改革，他们早已失去了剥削资本，十几年过去了，其子女一般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在革命队伍里受革命人生观的教育，有的参军，有的在工作中表现积极向上，要求进步。
我认识一位地主出身的东北人，他叫李文选，爱人叫董瑞华。李文选原在平原省交通厅厅长牛连文手下工作，1952年平原省撤销，我们同调北京在建筑工程部工作。李在工作中表现很好，属于骨干分子，在“反右”中被清理发配到大西北去了。
记得1949年在平原省新乡县小河五区搞土地改革时，省委书记潘复生在讲话中说：“现在地富已经举起双手投降了，你还要打他一阵机关枪，他就想投降也是死。‘唉！我就跟你拼啦！’这对革命不利。”这是很有道理的。
反、坏分子。这两类人什么时候都会有，但只是极少数，应由专政机构查证其具体犯罪事实，按国家法律履行手续，该判的判，该杀的杀，而不是铁扫帚“横扫”的问题。这一“横扫”势必会造成冤假错案，伤害无辜群众，将构不成专政对象的也扫了进来，增加社会上的混乱。
在当时的口号中，又要砸烂公、检、法，使公、检、法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力。这口号很符合真正的反、坏分子的口味，也可能就是这些反、坏分子提出来的，使得他们为所欲为。“文化大革命”造成社会那么混乱是跟这有直接关系的。
右，是个难以界定的字眼，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标准。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过去我不知晓，通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才身临其境。右派可以说是命运多舛，反右斗争栽进了泥潭，“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铁扫帚横扫，后来虽得以平反，但其间所受磨难可以说是多不待言。
那时还实行“大破大立”。他们要破的“四旧”，可以说都是祖先们用智慧和汗水创造出来的，凝集着先人的智慧，是珍贵的历史遗物。把它们都砸烂了，破环了人类文化的结晶，能说是革命吗？
说实在的，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乱现象非常气愤，所以导致后来被打成反革命入狱。
“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包产到户”，这在当时是符合国情、顺应民心的好政策，反而受到批判，说是刘少奇炮制的，是倒退，是煽动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我想这政策是党中央国务院集体研究制定的，批刘少奇个人是不应该的，“叛徒、内奸、工贼”这个罪名给国家主席安上实想不通。我们一般干部都要经过多次审干等运动，作为国家主席，刘是经过长期艰苦革命斗争过来的人，能给予他这样的罪名吗？我当时觉得这很不应该，因此反对这一做法，但就因为这，我被定上了“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叫冤喊屈树碑立传”的罪名。
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后，我想，全国乱成“一锅粥”之际，还讲什么文攻啊！所谓文攻就是吵架，吵吵就打起来，打的结果就是不断升级，动枪动炮。我说：“你看这‘文攻武卫’口号一出台，两派都以尚方宝剑为旨意，你也武卫，我也武卫，武装起来就打呗！你看全国性武斗不但没有制止，反而扩大了。”特别是晋东南地区，抗战时期这里有八路军著名的黄崖洞兵工厂，发展成后来的淮海、惠丰两大兵工厂。在“文化大革命”中，两大兵工厂成为了为两派武斗供应武器的大本营，兵工厂生产的枪榴弹、火箭筒、手榴弹，都被社会上的武斗用上了。他们甚至不知从哪儿弄来了机枪、六零炮，武斗越来越凶。更有甚者，兵工厂将厂内的半成品手榴弹木柄、弹壳、TNT炸药、雷管私自偷运出供给社会上同一派的造反组织，由他们自己组装以备武斗使用。我实在看不下去，就说：“三年内战是国共两党斗争，而现在这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斗争，所用武器和战斗方式超过三年内战，这不都是‘文攻武卫’口号带来的后果吗？”
身陷囹圄
这些确是实情，说者无心，听者留意。当单位实行军管后，拥护军队的一派就抓对立派中“历史上有污点”的人。在这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我被卷入了“牛鬼蛇神”的范围，什么“起义是投降”、“国民党反动军官”、“右派分子”都扣在了我的头上。我被送到长治市北董“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同“当权派”混在一起——多可笑，我已经是被打倒过的临时工。这个学习班的组长可把我们折腾惨了，每天昼夜不停地让我们坐“喷气式”[††]，折腾得我仅能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后来，从公司还来了辆三马车（一种以柴油机作为动力的农用车）将我像拉死狗似地拉上，民兵将我押到公司六楼一顿批斗，我晕倒在地上，被浇了一盆冰冷的水才慢慢苏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