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就是宣布“群众专政”。这个新名词可不得了，经过群众专政还能活下来的真是太不容易了。负责专政我的是那时公司加工厂的一个电气焊工，他是从农村来公司的合同工，姓杨。群众专政的批斗要比北董学习班更加残酷不知多少倍，整夜分期、分批轮换人员批斗，就没有你睡觉的时候。他们休息时，冬天叫我在院内扫雪，或者让我擦厕所粪池；烈日炎炎下，民兵在阴凉处看管我搬运一两百公斤的圆盘钢筋。批斗我说：“你胆大包天，竟敢攻击我们旗手江青挑起全国性武斗，你还想活吗？”此后，他们还将我押上大卡车游斗，其间我还看到长治北大街上写着一米见方的大字：“枪毙关绍甄。”所幸是在这个小地方，我若是还在北京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弄到这个份上，传到江青那里我可就早不在人世了。
1971年11月29日，我在山西省长治市由公检法军管会以“现行反革命罪”批捕。军管会在公司大礼堂宣判我这一罪名后，一根绳子几乎把我捆死。我被捆成个“球”，喘不过气来，后被两个民警从礼堂像扔球一样抛在五六米外的大卡车上，全身无知觉。我被押到看守所审讯，听到有人问：“你犯什么罪？”我答：“没犯罪！”问：“你在外边干什么了？”我又答：“抓革命促生产！”此时民警过来就打我，说：“把你都逮到这里来了还说没犯罪！”我答：“我犯什么罪啦！你这怎么还打人哪！”民警说：“不打你还打谁呀！”
其实，当时我真不知犯了什么罪，一没杀人、二没放火、三没干缺德事。我在监督劳动中搞技术革新，利用废旧钢材制作了三台制钉机，又制作了拔丝机，点、对焊机等，有何罪可言？后来，带上手铐游街批斗，挂上铁牌子，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关绍甄”。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的罪名。心想：什么叫革命？什么叫反革命？革命和反革命这个界线又在哪儿呢？“文化大革命”这么乱，武斗成风，社会秩序被打乱，真正的共产党能让社会就这样乱下去吗？我这个给孩子取名都具有革命意义，历史上起义做过贡献，又搞了那么多的技术革新项目，给建筑业生产那么短缺的钉子的人，怎能成反革命呢？这就充分证实了这个黑白颠倒的形势不会久远。我暗中觉得一切早晚会颠倒过来的！
后来，在长治市八一广场召开的公判大会上，我被判处4年徒刑，押送到山西平遥古城监狱劳改。这里是利用平遥古城墙东北角的一隅来关押犯人的。押到这里时，我已经全身浮肿行动不便了。这是由于之前在看守所关押期间一天早晚只吃两碗糊糊，虽然没饿死，但已是脸上皮肤层层脱落，身体浮肿。我的双脚肿得连鞋都穿不上了，俗话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我心里想：完了，恐怕见不到孩子了，不觉暗中落泪。但即使是这样的身子，仍然要白天黑夜地上机床干活。
在这里关押了一段时间后，一天夜里，我们这些囚犯突然被叫醒，要求起来捆行李，然后各自扛上行李，由武警用绳子将犯人共约50人串连捆起来走出古城，来到平遥火车站，然后让坐在地上，由武警看守。没多久，过来辆火车，尾部挂一节客车厢。我们被押进车厢，每人都有座位，车厢两头武装荷枪看押。经过大约后半夜的时间，第二天黎明，火车到了“董村”这个小火车站，外面房项上解放军架着机枪，戒备森严。下火车后，我们按顺序登上大卡车，并由两个排的骑兵在大卡车两侧随着卡车奔驰。我心想，押到什么地方呢？跑了一段路见到高高的围墙和炮楼，围墙上有铁丝网，并有解放军站岗。我这才明白过来：啊！这里是晋南永济董村农场（监狱）。
身陷囹圄
来到董村农场，首先须集训认罪，然后按政治、刑事犯罪区别入队。反革命政治犯编入一队开始劳动改造，每天由解放军荷枪实弹押到一望无边的野地里干农活。在犯人劳动的四周，插有小红旗作为警戒线，犯人不得超越警戒线。如要超越，解放军即可开枪射击。连大小便都须报告，解放军摆手同意方可方便。
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劳动后，到了割麦子季节，人家割到头都返回来了，我还在半腰间，累得我站都站不起来，趴在地上往前移动。指导员看我拖着病态的身驱实在不行了，就叫我在后面捡拾麦穗。后来场部就不叫我跟随大队出工了，叫我单独一个人到猪场粉碎猪饲料，每天自己劳动。他们感到我也不会逃跑，并且常有解放军到我猪场劳动岗位来了解情况。我在猪场粉碎猪饲料倒没受什么罪，而且有猪场就业工人帮助，也能吃得饱，慢慢身体也就恢复过来了。另外也没有人看管我，到收工时自己自动回到监房。
女儿的困境
1970年，牧村刚满16岁，中学即将毕业的一天，意外的喜事来了。建设兵团的首长来到牧村所在的天津市69中学，学校的领导、老师把牧村叫到办公室，介绍情况后，让牧村唱支歌听听。她就放开嗓子唱了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主考老师听了之后便决定录取了，并同校领导和老师说：“我们在华北地区找了这么多年也没有遇到过这样好的女中音呀！”当时牧村想：这建设兵团在什么地方啊？我录取走后弟弟怎么办？老师看出了这种情况，便向兵团首长说：“牧村同意录取，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将她弟弟一块带走。她家就这姐弟俩，妈妈去世了，爸爸又……”结果没能成行。
学校的音乐老师常兆镛劝她不要灰心，便领牧村去报考天津音乐学院。填了表，报了名，等啊等啊，等到考期过了也没接到准考通知，心又凉了！难道连参加考试的资格都没有了吗？烙在孩子心灵上的创伤比生活带来的痛苦要痛得多。接着又有好几个文艺团体，如解放军总政、总后等单位来招人，牧村每次都应考，部队的主考老师也都找她谈话，认定录取了，照片贴在入伍登记表上，只等通知入伍了。牧村也告诉了亲友、老师、小伙伴，并提笔向千里之外的爸爸写信报告喜讯。从那天起，等啊等啊，一直等到树叶黄，又是一场秋风凉……她感到：难道父辈的事也要子女来承担吗？再说，爸爸真的就是坏人吗？伤心的泪水浸透了孩子的衣裳，牧村又茫然了。有的招考单位要求牧村同我脱离父女关系，划清界线，牧村说：“不！我爸爸是好人，对革命有过贡献。”牧村觉得这是个立场原则问题，每当听到这种劝说心里总不是滋味，只觉得社会不公平，但不能由于不公平，就随波逐流抛弃亲人。苦难坎坷的生活课堂教育着孩子，磨练着她的意志，使她能够分辨大是大非。
老师、同学安慰她，鼓励她，老师在班上表扬她，使她渐渐驱散了愁云，振奋精神勤学苦练。渐渐地，她懂得了唱歌并不完全是为进文艺团体，歌唱好了有了真功夫，自然会有人欣赏，同时也逐渐懂得了要唱好歌曲，光用嗓子也不行，还得有充沛的感情。歌声必须有灵魂，而灵魂来自高尚美好的情操。从那时起，她在逆境中加强学习，绞尽脑汁设法寻找积极进步的书籍，像《牛氓》、《普希金文集》、《红与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泰戈尔的《沉船》，以及巴金、茅盾的著作，这些都成了她生活中的精神伴侣，以作品中那些人物的心灵陶冶自己，用他们的情操教育自己。逐渐地，那些人物、那些情景刻在她的心上，溶进血液和歌声中，使她眼前又展现出一个光明的世界……
生活是残酷的，但也是美好的，是对人很好的教育课堂。人生混杂着苦辣酸甜，上帝不会只把甜给你，也不会只把苦给你，关键是自己要正确对待。人不可能万事如意，难免会遇到不顺——即逆境和厄运。在逆境中，你同时会发现周围还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它们也会光顾你。人们关爱的程度，在于你的心态：如果你绝望，仇视一切，这种关爱得到的就少；你如果坦然，微笑地等待，真诚平和地沟通，得到的关爱就多。这是牧村亲身体味到的经历。遭遇那么多的困难后，又遇到那么多的好人……古人讲：“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滴水之恩可以改变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