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村每次上课都准时到。有一次去上课正赶上一场滂沱大雨，积水没到大腿，自行车骑不动了，她就下来推着，一直推到老师家。虽然迟到了一会儿，这位严肃、冷淡、倔强的老师看到牧村瘦小的身躯，蓝裤子卷到膝盖上头，衣裳湿透了，像只落汤鸡，还是有些激动了。牧村问：“老师，不晚吧？”老师连声说：“不晚，不晚，风阻不了你，雨拦不住你，应该有这样的毅力和勇气，有这种精神，将来一定会有成就的。”
牧村有时因为爸爸的问题以及生活处境等方面的影响，思想会产生波动，蒋老师就鼓励说：“你是国家的财富，是属于国家的，别把学习当成自己的事，要为人民做贡献，你如果半途而废，唱不出来，是国家的损失！”老一代音乐工作者语重心长的话使牧村更加觉醒，信心更足了。这些都是她终身难忘的教诲！现在每接受一个工作任务时，她就会想到老师的教诲，这是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而工作，而并不是个人的事情。
重获自由
1975年12月，我刑期已满，但按照规定，一般家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的刑满犯人也不能回家，须留场就业一年后方可探亲，这在当时叫“二犯”。可我刚刚刑满，劳改农场政委、指导员便找我谈话说：“你回天津看看孩子去吧！”我竟得到了这样与众不同的特殊关照，还领到了棉大衣、路费。在劳改农场看押犯人的解放军指导员韩玉华（回民，天津籍人），在我出狱后便叫我到部队说：“你有个好女儿呀！在天津钢锉厂，叫关牧村，是吗？”我说：“是。”他又说：“北京总政、总后都来人曾要求给你平反，为的是录取关牧村，要她到部队去。”此时我才恍然大悟：我在农场不跟大队出工，而是到猪场去粉碎猪饲料，刑满又让回天津看孩子，获得如此优厚的特殊待遇，免受了这么多劳役之苦，原来是借了女儿的荣誉获得的呀！
劳改农场让我回天津看看孩子的同时，农场领导交给我一份清单，清单上是汽车总成、发电机组零配件等。因为当时社会上一些机械设备配件供应紧张，农场在天津一机局订的这些物资长期供应不了，农场领导就让我到天津通过牧村给疏通一下，帮助给予解决。
我从山西永济董村农场将要回来时，突然听到唐山大地震的消息，心急如焚，恨不得一步跨入到天津家里看到孩子，心里充满着担忧、凄苦……同时又想：五年了，家里不知变成什么样了，孩子还在吗？是不是还吃不饱挨饿呀？虽然得知牧村已在天津钢锉厂上班了，可这地震后又如何了呢？我这五年日日夜夜惦念着的就是孩子。我以在劳改农场每月两元钱的积蓄买了50斤面粉从山西背回来，在董村火车站上车，到运城换乘到北京的火车，又从北京转车到天津，途中虽满身大汗但也不感到累。
到天津东站后，我给钢锉厂打电话，得知儿女都在这里上班，而且地震后并无受伤，不觉欣喜若狂。厂里知道我回来了，便打电话通知了牧野和在一机局排练的牧村，牧野得知消息后就骑上自行车来接我。我背着一袋面沿着建国道走着，注意来往行人，看到对面有个大小伙子骑车过来，穿着钢锉厂的工作服，我便冲他喊：“小伙子你是钢锉厂的吗？”小伙子将自行车往旁一歪，楞神一看说：“哎呀，这不是爸爸吗？”我一细看是胖儿子（牧野小名“胖子”），一时说不出话来：一晃长成大小伙子了！牧野将面袋接过去放在自行车上，说：“爸爸，这是什么呀？”我说：“白面呀！”胖子说：“咱家现下净吃白面了。”我说：“爸爸怕你们饿着吃不到白面呀！”
我们爷俩沿着建国道往家走，走到离家不远处看到临街房子倒了一面墙，成了“鸽子窝”。到家一进门看到孩子将小家庭的一间屋弄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不觉感到欣慰。没过多久，牧村三步并两步地紧紧张张赶回来了。牧村刚一进院，院里大人、小孩都以庆贺的口气说：“小村你爸爸回来了！”她“噔噔”地一口气跑到楼上，推门进来，眼里闪着泪花，仿佛在说：爸！是爸爸！确实是爸爸回来了。我们终于骨肉团聚，这是人生最大的欢乐呀！两个孩子抚摸着我的手，我们对视着说不出话来。我坐在小床上，孩子问：“爸，你这些年来身体还好吗？”我以安慰地口气说：“看，这不是挺好嘛！”孩子哪知爸爸受的罪呀！牧村说：“爸，你还从那么远背回这么重的面回来，现下很少吃棒子面啦！我还从厂里借钱买了辆自行车，又增添了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胖子也长成大小伙子了，家里什么活都能帮我干了！”
我看到家里的变化，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我眼里闪着泪花，心情十分复杂，是喜悦，还是感动，还是哀伤？喜悦感动是自然的，而哀伤的是，想起患难与共的孩子妈妈，如果她在该多好，也可以享受今天的幸福了。这时，天津尚有余震，我同孩子在货场大街、北安桥上、钢锉厂门口等处搭了地震棚。在这天灾期间，总算能与孩子同舟共济，虽处在余震不断的危险中，但也感到了团聚带来的安慰与幸福。
在这欢乐幸福的气氛中，我将劳改农场委托给我的清单交给了牧村，让她向一机局领导疏通一下这些机件的供应问题。牧村很快将清单给了一机局领导，对方看后，马上答应按清单上的要求全给予解决，并给办理了供应出市的证明。我将此情况以电报形式发给劳改农场，农场即派人来津将所需物资办妥发回农场，解决了燃眉之急。农场也不将我按刑满就业人员看待了，而是让我在天津帮农场办事，同孩子共享天伦之乐，并从农场的果园发来整筐的苹果，以资奖励慰问。
1978年12月16日，山西省长治市省建三公司让我回去，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宣告我无罪。“责令山西省建三公司党委给关绍甄同志彻底平反，并作好善后安置工作”。省建三公司在原来逮捕我的那个礼堂宣布法院决定，并鸣放鞭炮、敲锣打鼓为我恢复名誉，补发4年的临时工工资。给我安排正式工作，我则婉言谢绝回到了天津。
乐享天伦
我在津期间，正是中共中央为错划右派平反的时候。因我也是在反右派的浪潮中被处理的（1958年以“自愿退职”为由被遣回东北农村老家），于是我向原来工作的单位国家建筑工程部申述，要求给予复查解决。但经多次申述均无果，大家都为我鸣不平，甚至人民日报的同志帮我找过有关部门，还领我去到胡耀邦住处，将申述材料交给他及有关单位。后来有的单位对我讲：“现下是纠正对右派的处理，而你并不是右派，是‘自愿退职’，所以一时难以解决。”后又经若干次的上访和努力，仍无信息。
1978年，牧村在天津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并在北京参加中央新长征突击手标兵座谈会。我原来工作单位的领导冯舜华也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听取突击手标兵汇报。牧村感到：爸爸写材料时曾多次提到冯舜华，今天要向这位领导将爸爸的情况问个清楚。
散会后，牧村向冯舜华说：“您好！”冯说：“啊！关牧村。”牧村说：“有个关绍甄您认识吗？”冯说：“认识。那是1958年我在建筑工程部基本建设司负责处理的，由人事司给开的‘自愿退职’证明。”牧村说：“那是我爸爸。”冯说：“哎呀！你爸爸给我写过很多材料，怨三怨四的。这样吧，你回去问你爸爸好，让你爸爸客观点写份材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