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村回来向我讲了这些，我按冯的指示精神重新写了份材料寄去。寄去没多久，冯便亲自用毛笔写信来，问候致歉。从冯的回信中可以看出，落实政策是有希望的。
1980年4月间，原单位人事司和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同志来天津找到我，向我说明了改正结果：“经部党组研究决定，认为原建工部人事司劝关绍甄退职是不当的，应予改正……撤销1958年5月6日原建筑工程部人事司劝其退职的处理决定，恢复该同志原职原级别待遇，工龄从1948年起连续计算。”
后来，我去到部里拜见了冯舜华同志。我们谈了些心里话，冯说：“哎！你当时才30岁，中央国家机关干部不干，愿‘自愿退职’去当老百姓吗？不过当时上级有指标，我们也没办法啊。哎！过去的事就算了吧！”我要求回部里上班，认为在哪儿栽倒的还需在哪儿站起来。他说：“别，你孩子都在天津，最近在天津成立了个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你就去六局上班吧！”
从中央给我落实政策来说，我也是沾了女儿政治荣誉的光了。后来有人说：“1958年处理了好多干部，没有落实的还大有人在，像你是以‘自愿退职’为由清洗的，不给你落实也可以说得过去，而现在还发给你退职金，你真是太幸运了。如果没有你女儿关牧村的荣誉，没有她和冯舜华领导的谈话，你还不定在哪儿听蛐蛐叫唤呢！”
说起来，真是“天地一舞台，人生一出戏”，这时我才深刻地品味到人生。苦难中祸不单行，幸福时喜也成双，我虽经几遭磨难终获昭雪平反。牧村与牧野在我身边，儿子牧原也从山西农村插队回到了妈妈原籍河南新乡，进了工具厂。我与孩子们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生活中，我们将“得意淡然，失意泰然，随心所欲，顺其自然”奉为圭臬，牧村也常说：“平常心是道，简单生活是福。”
1982年，我与女儿牧村、儿子牧野
我在狱中期间，天津市北仓第二公墓因工业用地被占，芳芗的尸骨由公墓火化安置在骨灰盒中。我回到天津后，同孩子一起到北仓公墓按序号找到了她的骨灰盒，并细心清扫，我眼里闪着泪花说：“芳芗，几年了没来看你呀！今天领孩子看望你来了。”我将一束鲜花放在骨灰盒上，说：“牧村没有辜负你的遗愿，登台演出啦！你在九泉之下安息吧！”我们向芳芗三鞠躬，将骨灰盒放回原处。回来的路上，我思绪万千。后来，牧野在天津南郊南马集寝园买了块墓地，将他妈妈骨灰安葬于此，并立了碑，我们每年清明节都会去祭奠扫墓。
跨进歌舞团大门
1977年10月间，北京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派人事干事晓伟来到天津，在钢锉厂门口地震棚里找到我们，向我们介绍了社会的大好形势后，要求牧村去北京东方歌舞团报到。歌舞团能主动找上门来，让我们感到社会形势确实不一样了，并且应验了彭维刚老师临走时说的：“人才多会儿也不会被埋没。”于此同时，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孙福田也来到钢锉厂找领导说，要关牧村去天津歌舞团（后改为歌舞剧院）报到——曾经哪儿都不敢要的牧村，现在成了“香饽饽”了。这可难住我们了，去哪儿呢？考虑结果还是守家在地，就去天津歌舞团吧。
牧村向厂领导告别，厂领导及工友们给了她热烈的祝贺。牧村带上妈妈留给她的唯一一条头巾，迎着旭日满怀激情地跨进了天津歌舞团的大门，歌舞团的领导和同志们热烈鼓掌，“欢迎，欢迎！欢迎你的到来。”她在去报到的路上，想着那往昔的峥嵘岁月，深思着今天的甘甜，向往着明天，觉得任重而道远。
是这胜利的10月，我们一家获得了新生，牧村也是在这金秋时节来到这人世间的。而历史上的10月，又是党和人民胜利的日子。“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这歌声，这感情、感慨交融在一起，通过电波传播到大江南北。
“十月里，响春雷，八亿神州举金杯，舒心的酒啊浓又美，千杯万盏也不醉……”这欢快的《祝酒歌》，是牧村心底的歌声，它凝结了多少喜悦和激情，又解除了多少忧愁和悲伤。唱这首歌时，牧村百感交集，在同全国人民共庆这胜利10月的盛会上，她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水。正是这一声“春雷”，乌云驱散，冰雪消融，温暖的阳光瞬间又普照大地，高山、海洋、森林在阳光下恢复了本来的壮观景象，男女老少一张张原先愁眉不展的脸上又显露出了多时不见的欢笑，尽情地沐浴着温暖的阳光，重又振作起精神去迎接新的战斗。
此时，我已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后在国家建工总局天津六局上班，牧村到天津歌舞团后不久又参加了共青团。她在希望的田野上耕耘着，展现她的歌唱艺术才华。牧村能走向专业艺术道路确是艰辛的，更确切点说是大气候变化的结果。走向专业之后的道路则是宽广顺畅的，丰富了她前所未有的许多艺术方面的知识。
牧村刚到歌舞团不久的一天，施光南让她唱一首由他谱曲的《打起手鼓唱起歌》，她唱出第一句，施光南便说：“太好了。”等她唱完后，他说：“你的歌声热情奔放，浑厚圆润，你就这样唱下去，用心去唱。”同时，他也直率地指出其唱法中的不足。
在艺术沃土中，她如饥似渴地通过各方面学习来丰富和充实自己。记得那时她总是很晚才回到家里，多半是利用团里下班后人都走光了的空隙时间在琴房练钢琴。那时该团团长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曲作者曹火星，他每天走得晚，听到琴房的钢琴声就说：“又是关牧村。”牧村孜孜不倦，广泛猎取各方面知识。像为唱好外国歌曲，她向外国朋友、翻译专业的人学习发音，和外语学院建立联系，并到中央广播电台利用录音的机会，将歌唱给外国专家听，以求得校正音腔韵味。同时她也认识到：艺术只有来自人民，再回到人民中间去，才会有其艺术魅力，这是她在几年业余演出中体会到的真理。她把歌唱艺术当成第二生命。她认为，这生命也来自观众，你真诚地心中装着观众，观众也就真诚地爱护你。她说：“我的艺术成长也是天津广大人民的支持和培养的结果。”另外，牧村在演出学习期间经常虚心寻求他人的指点和帮助，虚心接受他们的意见，像走路一样，多打听常寻问，避免走弯路。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有位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北京对外贸易专科学校（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大姐（她不愿披露姓名），曾遭受到政治上的打击，怀才不遇，经朋友介绍，与牧村一见如故……她说只要牧村才华能够施展，她就会不遗余力地教牧村学英文歌曲，因为她太理解人生的苦难、挫折和怀才不遇对个人和社会有多么大的伤害了。为了教牧村唱歌，她常常请邻居帮助照看一岁多的女儿，不论寒冬酷暑，骑上自行车来到牧村家里，来的路上还常常买些主食和蔬菜，为的是练饿了有吃的。
印象最深的是1979年冬天，牧村第一次接到出国演出任务，去日本参加世界音乐节。音乐节上必须唱指定的英文歌曲，当牧村拿到这首歌时心中很着急，一是离音乐会开幕时间不长了，二是歌曲内容要通过有关部门审查后才能决定能否演唱。牧村对这首歌的英文歌词生疏，只得向大姐求助了。当天夜里，劳累一天的大姐，等孩子睡熟了，周围邻里也安静了，连夜翻译了歌词。第二天送交上级部门审查通过了，然后大姐帮助用汉语拼音标注英文的发音，俩人围坐在火炉旁一字一句地念、唱，牧村终于能演唱自如了。大姐赞许说：“怪不得你进步这么快，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