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李芳芗（前排右一坐者）与她的姐妹们
后来由于时局动荡不安，1948年，李芳芗回到新乡家里，时年26岁。之后，她与一位驻在李家宅院里的国民党部队工兵营长刘耀东结婚。刘系原河南省主席刘茂恩的支系晚辈，两人结婚，也算是门当户对吧！李芳芗的九姐也同刘家晚辈刘军捷结了婚，后去了台湾，现移居美国洛杉矶，目前夫妻均健在。
新乡将要解放，国民党部队纷纷溃逃，刘耀东跟随国民党逃往重庆。他到重庆后要李芳芗前往。李芳芗到重庆不久，重庆告急，刘又动员李芳芗随之离渝逃往台湾去。此时李芳芗已怀身孕行动不便，且战火燃及，十分危险。无奈之下，两人在暂短的婚姻后分手，刘弃亲而逃，李芳芗只身一人在重庆，处于异地他乡，又要生孩子，处境十分艰难。之后，李芳芗在重庆生下了一个男孩，小名渝儿——这个男孩就是现在的关牧原。不久，灾难接踵而至，当时重庆起了一场大火，李芳芗抱着刚出生的婴儿逃出火海，幸免于难。之后，李芳芗带着孩子回到老家新乡。这时，新乡已经解放，为了生计，她考入中国人民银行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分配到人民银行平原省分行营业部做汇兑会计工作。她住在新乡城内李家祖产房中，同其五姐李芳蕊（五姐是芳芗的亲姐姐，年轻时失去丈夫守寡）生活在一起，孩子由她五姐带着。
李芳芗参加工作后，为了表明进步、与国民党划清界线，她向政府提出同刘耀东离婚，并办了手续。李芳芗和我都在银行营业部工作，我负责工会宣传及政治学习方面的工作，而李芳芗在文化宣教方面颇有特长，善教唱歌曲等，逢“五一”、“十一”等节假日活动，教唱都离不开她。由于我们之间在工作上、爱好上的关系，接触多了彼此间都有了一定了解，同时也感到有些同病相怜。在这期间，我们慢慢建立了感情，节假日里，我有时会去李芳芗家坐坐，那时孩子才9个月大小，站立还站不稳，学走路时摇摇摆摆。
革命路上遇伴侣
后经领导介绍，1952年，我们银行四对情况类似的夫妇以新事新办的方式集体结婚。随着平原省撤销，我们一起上调北京，我分配在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八局工作，她分配在华北直属工程公司工作。1956年她患胃癌住院做手术，术后丧失工作能力，直到1963年病逝于天津。
在我们十余年的共同生活中，李芳芗是个忠厚传家、聪明大方的女子。她在银行工作时，表现乐观活泼，每次帮助我搞文化宣教工作都很认真负责。我们结合后不久，她又随我上调北京，在新的工作环境、稳定的生活下，使我更清楚地看到了她的贤慧。我们俩生活十余年来从未发生过任何一点点的矛盾和不快。我的祖父以及我的父母亲都来过北京，住在我们局促的家里，她都能欣慰愉快地相待，而没有一点一滴的不快，并和我陪同老人参观北京的名胜古迹。经济困难时，她还背着老人让我卖掉毛毯及她的戒指，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当我们部里周末组织跳舞晚会时，我们俩搀扶着老人到舞场找个好位置让老人坐下欣赏。散场回家的路上，芳芗问老人说：“看这跳舞好吗？”老人说：“这玩意儿有点意思。”我们一起去故宫游览，老人说：“怨不得皇上愿意在这儿，这儿可真不错呀！”我们上班了，就安排老人在住处附近饭馆就餐，每隔两三天芳芗再去结账。这些生活琐事看似普通，但在夫妻间能做到和睦相处真诚对待，细想想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不是她贤慧、有教养，这是很难做到的。
1951年，人民银行平原省分行训练班第六组全体同学临别留影
（照片中没有我，二排左三是李芳芗）
我和李芳芗先后走上革命道路，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必然要经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这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如同搬到新家一样，要打扫室内污尘，整顿不合理的格局，加以装修，以更适合人们安居。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必须积极加入到这个社会的行列里来，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公民。
我和李芳芗在平原省人民银行工作之时，参加肃反、镇反、整风审干、“三反”、“五反”等运动，以铲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在运动中，我们和每一个人一样向党交心，洗涤头脑中的污点。
那时，每个人都要按照党的政策受到群众的审查。这种审查既严格又细致，不漏掉一点点疑点，而又能得到公正、合理的结论。按照党的政策，起义人员可既往不咎，一视同仁，可也得照样接受群众的审查。在审查我的历史时，有位同志提出说：“我刚记事的时候，在我家乡来了日本鬼子，把老百姓集中起来问谁是八路……当时那个翻译官就是你，和你长相一样。”他的审查发言令大家很惊讶，等他发言后平静下来，我说：“小徐，你今年多大了？你年岁和我差不多，那么，你刚记事时，我也是刚记事呀！刚记事的人能当翻译官吗？不要以为东北人都会日本话，只是受过几天的奴化教育。”大家听了我的发言后都不说话了，暗中说：“对呀！”
像这样的运动在当时来说是完全必要的，社会向前发展，需要轻装上阵，用新的思想观念、新的思想方法工作，树立新的人生观。“三反”、“五反”运动中，除积极参加银行内部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外，我后来被派到市里参加“五反”工作组。其中我们发现，有的资本家收买银行贷款业务员，贷款购进食盐、布匹等紧缺物资，囤积居奇。掌握情况后，我们银行通过市里有关公司从外地大量调进物资来，平抑物价，甚至廉价抛售，一下子把资本家弄垮了。那时的“五反”就是“反五毒”：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犯有“五毒”者必反，这项行动给了不法工商业者的唯利是图行为“迎头一棒”，也是对他们的一次教育。
1952年，新乡市“五反”工作组干部留影（前排中是我）
李芳芗由于家庭出身系资本家，便被调离银行去到新乡市郊牧野村教书去了。逢节假日，我去牧野村看望她，有时我们俩一同回到市里她五姐家。新乡市郊的牧野村（当地老乡叫熟了，就叫“牧村”）风光幽美，位于卫河之畔，是现在河南省师范学院所在地。在牧野村，有一次我们俩沿着卫河岸边徒步行走时，谈古论今就议论起这个牧野村来，她说：“你还记得历史上‘武王伐纣’的典故吗？”我说：“这典故不就是说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率领西方诸侯大举伐商，从孟津渡河与商军在牧野这个地方开战，并取得全胜，灭了商——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牧野之战’。”她说：“是呀！那时纣王无道，昏庸暴虐，于是武王才大举歼灭之。”
革命路上遇伴侣
毛主席称，“武王伐纣”是奴隶起义的人民战争的胜利。为了纪念历史上的人民起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全面胜利的今天，所以后来我们给孩子取名时，将渝儿改名为牧原，女儿出生后取名牧村，后来出生的儿子就叫牧野。三个孩子的名字连贯起来，就是“牧野之原”的典故了。以这个村名给孩子命名，具有历史和现实的纪念意义。另外，名字听起来也不俗气。而且，这个时候也是我们俩婚变后第二次的“初恋”，是我们各自破碎的婚姻重新有了开始，展望未来也是美好的，所以用村名给孩子命名，也有我们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