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天安门广场（资料）
1949年秋后，我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三部一千多学员从北京清华园乘闷罐火车，经过天津、沧州、德州到山东省的兖州下车。同学们扛上行李、背上背包徒步行军，经嘉祥、距野到达冀鲁豫解放区的菏泽专署（曹州府）。
我们一千多学员，身着灰制服分散在当地周边许多村子里居住，住所为牛棚、农具存放地、磨坊等。白天，我们集中到柿子园分组学习讨论“今冬明春土地改革政策”。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又徒步行军至兰考，然后乘火车前往新乡郊区汲县。来到这里后，大家住在卫河岸边的一个很大的破落旧医院里，这里仅有楼房框架，没有窗户和门。男女同学分别住于一个个单间，将床单对折后作为窗帘和门帘。在这里，我们继续学习讨论“今冬明春土地改革政策”，并由省委（平原省）宣传部张承先来给我们上课。
年底前，学员分配工作，我们每人发了一套棉衣棉裤及帽子。这些棉衣、棉裤、帽子都是草黄色的，是解放军的旧军装，经过洗刷后发给每个男女同学。学员除留省委外，绝大部分分配到山东鱼台、河南濮阳、山东聊城专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
我被留下分配到平原日报社探访科。“土地改革”开始后，我们这些分到报社的同学随平原省省委书记潘复生来到新乡县五区小河地区，进行试点改革，以便指导全省的土地改革工作。我具体分到距五区小河1公里的李台村，该村居民360户。
我在区委书记罗虹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进村后，我们首先召集了贫雇农骨干分子开会，组织农民协会（简称“农会”），建立民兵组织，向他们宣传讲解“今冬明春土地改革政策”。组织机构建立后，我们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宣讲土改政策，将土改政策细节教给群众。同时，我们还通过农会进行摸底，掌握本村的基本情况，有重点地发动群众算剥削账。在算剥削账中，我们还意外发现村里有位会员是珠算高手，算盘打得很熟练。
剥削账算出后，我们将其内容公布于众，列出哪年哪月雇用谁多长时间、年产收入支付、剥削价值等，让群众评议。地主、富农哪年剥削多少一目了然，让定成地主、富农者心服口服。公布后看大伙反应，若有不同意见则反映到农会来，再进行核实公布第二榜，最后三榜定案。
在此期间，有一天早上我还未起床，有个富农分子手持粪耙子闯进我屋来。见他进来，我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枪说：“你来想干什么？”他说：“为什么给我划成富农。”我说：“这是通过全村讨论，经过算细账，又经过三榜定案的，你有什么问题去找农会。”他看我已手握手枪，便灰溜溜地走了。实际上手枪里只有三发子弹，还可能都是臭子打不响，但仍然起到了威慑作用。经了解，这个富农分子是国民党军官。农会要组织人批斗他，我说：“就不要这样做了，他已经低头认账了，不必再打他一阵机关枪，这是省委书记潘复生的教导。” 我住的是农会主席的偏房，这个富农分子是趁农会主席起早出去后溜进来的。我们有位同学在精楼村被地、富杀害。从此，我们提高警惕，我也就搬出去和民兵一起住了。
三榜定案后，由农会组织人员丈量土地，将地、富的土地一块块丈量记录下来，以便分配给农户，地主、富农也能分到与农户同样的一份土地。
入革命大学
接着没收浮财[**]。在一开始向群众宣传土改政策时，我们就广泛宣传和讲解了关于没收浮财的办法，即动员地主主动将浮财交出来，动员富农将多余的浮财交出来，但同时也给地主、富农留下自用部分。三榜定案后，我们又将地主、富农召集起来，对没收浮财的政策再次进行动员，让地、富心服口服。之后，由农会组织人员将地主家的大马车赶出来，在民兵的保护下按门按户没收。地主、富农都已经将浮财摆在院子里，等待来没收。有的地主、富农在院中间还摆上桌子，备好烟酒，“欢迎”农会来没收浮财。
总的来说，进行得比较顺利，但也发现有个别私自隐藏、分散浮财的情况。掌握情况后，我们事先让民兵将其家大门暗中贴上小纸条，当巡逻时看到小纸条断了，说明他家有人夜里分散浮财去了。这时民兵可进屋查户口，一看少了谁谁，问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民兵在屋中等候其归来，逮到后交给农会询问，让其坦白交待，等交待清楚后将分散的浮财取回来进行没收。轻者不予追究，重者少留给他们一些土地和浮财。
我们将没收上来的车马、粮食、农具、布匹、金银首饰等浮财件件登记在册。这些东西有好有坏，有贵重的，也有不值钱的，分配果实是个大问题，分配给谁什么东西须合理安排，弄不好会造成农会、贫雇农之间的纠纷。为此，除一点点做细致思想工作外，我们还将重要的粮食、金银首饰、牲畜等按分配名录记录在册，并经农会讨论通过后报请区委批准，然后分配下去。这样才总算完成历史性的农村土地改革工作。
土改工作结束后，我回到报社。在1952年国家国民经济恢复时，我由报社调到中国人民银行，在计划科搞《金融旬报》工作，并兼任工会宣教委员，负责银行领导的理论学习。
在人民银行工作期间，农村土改时的农会会员、民兵们常来新乡市看望我，有的还从农村给我带来红薯干。
革命路上遇伴侣
我是在“婚姻革命”中离的婚。我原先的婚姻是在旧社会封建制度下，“十字披红”、拜天地而产生的，当我走向革命道路便与原来的媳妇分手离异。我们生有二女，两个孩子全跟我父母及二、三弟生活。我与同在银行工作的李芳芗命运相似，年龄又相仿（她比我年长一岁），我们的生活遂连在了一起。
1952年，结婚照
李芳芗，1923年7月21日（农历六月初八）生于河南省新乡市，是中原著名富贾李俊甫的女儿。她是个大家闺秀，排行第十，大家都叫她“十姐”。20世纪30年代，她家在新乡、安阳、邯郸等地开设过银号、打蛋厂、布庄等铺面商号。她家人口多，光李芳芗这辈姐妹就14个，她有三个哥哥，这三个哥哥每人有一个儿子（称“少哥”）。她家在新乡城里北街宅院就有几处，一处处宅院都是古香古气的，解放后，人民银行平原省分行占用一处办公。
20世纪50年代，李家大院
她家当年生活阔绰，并有家庭教师，李芳芗和姐妹们及三个少哥在一起念书。设在各地的商号并没有李家后人来经管，全由聘请的掌柜经营。逐渐地，李家多半资产转到了经营者手里，由于掌柜私吞加上日寇入侵中国，其家的买卖日渐衰落。但即使这样，李家在天津河北区荆华里、货场大街还有房产。
李芳芗于1938年（1 5岁）来到天津，在天申女中上学，期间家里还聘家庭教师教授古文和英文，1944年她高中毕业后又去北京求学。在天津学习时期，她经常同亲密校友及姐妹们一起滑冰、跳舞、唱歌。她外公为了满足她唱歌的爱好，特又聘请了一位德国音乐教师——鲁宾斯夫人教她声乐艺术。1945年德国战败，这位音乐教师回国。同李芳芗一起学习的学友邓秀文，她家是过去天津三条石地区度量衡秤的生产商，过去的秤上标着“明杈”二字，便是邓秀文父亲邓明杈。邓秀文至今仍健在，多年来与我们有往来，我们都叫她“小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