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革命
“王之平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一生，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一生。”这是父亲去世之际他的老同事、老战友对他做出的评价。
确实，父亲一生爱党爱国，为革命事业、为民族解放事业鞠躬尽瘁。年少时，或许我不曾理解父亲从事的事业，或许我未能领悟到父亲参与的行动的意义，但我知道，父亲帮助的那些人，那些在我家短暂生活的人们都是真正为了民族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中华儿女。父亲一生寡言少语，但他却用自己的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信仰的力量，让我感受到了老一辈革命人的忠诚和坚定。
父亲王之平，化名王汝均，1903年10月28日出生在河北省定县。
据说祖父是清朝末年的武秀才，家中生活殷实。父亲幼时曾在私塾里读书，也在保定的一所中学里上过学，后来考上了北平师范大学，并于1925年在那里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父亲曾经听过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讲课，深受他的影响。1926年或1927年时，父亲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据我了解，父亲在1925年加入共青团以后，曾任北平西城区团委会委员，负责联系各个大学的团组织，搞革命活动。父亲曾告诉我他搞过飞行集会，大约在1928年，就在地安门一带组织群众集会游行。参与游行的很多人都被抓了，混乱中父亲衣服的一只袖子也被拽了下来。之后他不敢再待在北平，就跑到了哈尔滨。
大概在1932年的时候，父亲重新回到北平，找到组织并恢复了组织关系，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当时母亲带着我一直住在河北省定县的王宿庄。那是个很小的村子，只有几十户人家。后来组织建议父亲把我们母女俩接到北平，这样搞地下活动的时候还可以有一个家作为掩护，便于行动。于是，我们一家正式在北平落户。
营救刘丹顿
刚到北平时，我们住在什坊院的一个院子里，只有两三间房，一个过道。有了家做掩护，父亲也经常在家中掩护一些地下党同志。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东北男人来我家，我记得很清楚，那人叫刘丹顿（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父亲让我叫他刘叔叔。刘叔叔是要去上海重组江苏省委的，可没想到，刚到上海，时任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就叛变了。可能是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据点暴露了，刘叔叔夫妇受到牵连被抓了起来。
父亲收到消息之后，急忙赶到上海营救刘叔叔夫妇。父亲之前在北平搞运动，各大学校都认识一些人，甚至连一些国民党的人他也认识。父亲找了很多关系才在1936年把刘叔叔夫妇解救出来。他们出狱后，刘叔叔的妻子邸力还带着他们的儿子来我家看了一次，之后把孩子寄养在上海红十字会的一个救济托儿所，随后去了延安。1940年，刘叔叔牺牲在吕梁地区，他的妻子邸力后来与另一位革命同志吴波（曾任财政部部长）结婚。解放后，他们还曾来我家感谢父亲当年的救命之恩。
18年的坚持
父亲帮助过的人还有很多，张苏就是其中之一。张苏这人非常有名，曾任察哈尔人民政府主席、我国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还是第一届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去世时享受正部长级待遇。
1936年时，张苏曾在我家住过几天，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父亲告诉我，他去参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了。当时，张苏的未婚妻齐树荣在北平女二中教书，此前二人已有5年未曾谋面。张苏去察哈尔之后，他的未婚妻仍在女二中教书，后来还当了校长。北平解放之后，张苏带着一个班的人进城，还跑到我的学校找我。我们学校的人看到也不知怎么回事，有人急忙跑过来告诉我，说有一个军人带着一个班的人跑着过来找我。我心里还纳闷到底是谁呢，后来张苏伯伯见到我直呼我的名字我才认出来。原来，自从张苏伯伯离开之后，他已经有18年未曾见到自己的未婚妻了，也不知道对方的音信，此次回京后便迫切地找来了。我带着张苏伯伯来到女二中，这对分离18年的爱人终于重逢。
他们忠贞不渝的感情感动了我，看着张苏伯伯和他的未婚妻修成正果我非常羡慕，也期望自己日后可以获得一份坚守一生的感情。
回想那个年代的感情，或许不会爱得轰轰烈烈，但却宛若佳酿，随着时间的沉淀，其香会愈发醇厚。不仅张苏伯伯和他未婚妻的坚持，即便是我父母包办婚姻换来的相守之情也让我感动。母亲这个不识字的小脚女人和学问渊博、思想进步的父亲可以说不是一类人，但他们坚持相守了一辈子，不离不弃。母亲晚年病重，躺在床上不能动，一切都是父亲在旁伺候，从没想过放弃。便是母亲去世后，父亲也从未起过再娶的念头。那真是一生一世一双人。
1952年，母亲甄云端在什刹海
1952年，父亲王之平在什刹海
或许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当年这些人对爱情的态度对我后来在婚姻方面的选择有很深的影响。虽然后来我和丈夫的结合是组织安排的，但我们也一样坚守住了这份感情，无论分开多久，无论遇到什么挫折、磨难，我们从来没有分开的念头，并决心扶持彼此，一直走下去。
协助抗战，人人有责
我们县里有一个人叫孙志远，他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父亲的同学，以前总来我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去了一趟东北，联系那些在深山里失散的抗日义勇军。他来我家住的那天正好赶上“七七事变”，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听我父亲说，他在晋察冀边区冀中抗日根据地领导抗日斗争。
还有一个人叫徐冰，1949年北平解放后任第一任北京市副市长。徐冰本姓邢，家中排行老三，父亲总叫他“邢三儿”。邢三儿和父亲的关系很好，我小时候常去他家玩。
此外还有谷静默也和我父亲关系很好。他妻子去世后，我父亲给谷静默介绍了个姓段的对象，是个北平地下党员。两人在1947年结婚，一直生活在天津。这一段插曲要从那个地下党员到解放区受训说起。姓段的地下党员要到解放区去，半路上被国民党扣押。当时我刚入党不久，组织上收到段某被扣住的消息后不知道天津方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女大学生不容易被人怀疑，就派我去送信，让谷静默等人躲一下。
满腔热血的我风风火火地坐上火车，赶到了天津，见到了谷静默和一个叫周西东的人。转述了段某被扣押的事情，我在他们那里住了一晚。周西东给我买了一块戴在头上的纱巾，还让我给李慧民同志捎回去一些东西。
提起李慧民，要从父亲在温泉中学教书说起。温泉中学隶属于中法大学，父亲在那里教书、养蜂，为革命做掩护，当时李慧民的父亲担任温泉中学校长一职。1935年或1936年，父亲和谷静默组织了一个托儿所。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许多革命同志纷纷把他们的子女送到解放区，这个托儿所就是一个掩护。我也被送到了托儿所里，当时的小伙伴如今只还记得李慧民一人，她后来还成为了我的入党介绍人。托儿所办了两年，解散后我们这些小伙伴也失去了联系，只还留着当年和管理人员的合影，聊作纪念。
同样是在1935年、1936年左右，父亲有个管水电的朋友刘振府。他们夫妇俩把原来放在农村的孩子刘小照接到北平，寄养在我家，这一住就是两年。父亲对此从来没有过任何抱怨，他虽然不善言辞，但是乐于助人，有着一副热心肠，因此也结交了不少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