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以后的我才真正开始感受这个世界。先是抗日战争，又是解放战争，学生时代的我参与、见证了新中国的崛起。读书会让我增长了知识，也懂得了是非，了解了时局；反暴斗争和“五二〇学生运动”让我热血澎湃，誓要做挺胸抬头的中国人；毅然入党，秘密从事地下工作，虽然危险，但我未曾退却。
那些年少时的果敢、坚毅，让小小的我迅速成长了起来。
1926年2月4日（丙寅年腊月廿二），我出生在河北省定县的一个普通家庭里，少年时大多由母亲带着，和祖母一家生活在一起。
祖母家条件很好，有房子，有场院，有农田，有水车，日子过得很好，后来土改时被划为了富裕中农。祖母一生育有五个孩子，我父亲是长子。祖母偏向我的两个叔叔和小姑，跟我们并不亲厚。所以幼时，母亲常带我去外祖母家住。
在我有记忆以来，外祖母一直是孤寡一人，生活很艰苦。外祖母是续弦，外祖父去世得早，留下前妻的两个儿子和外祖母与母亲娘儿俩。那时候，女人几乎没有获得遗产的权利。外祖父的财产大多由他的儿子继承了，只留给外祖母三亩地。外祖母年岁大了，种不了地，便由两个儿子分着来种，种得的粮食分给她一些，但这些还是不够吃的。我那时很小，还与外祖母一起挖过野菜，冬天时还要弄些树叶子回来烧炕，日子过得很拮据。但外祖母特别疼我，连我的名字也是她老人家给取的，寓意春天的燕子，很吉利的意思。
那时候小，也不懂什么，整天只想着能吃饱就行，然后满心惦记着玩。当时一起玩的小伙伴大多不记得了，但那种童年时肆意的感觉还记在心间。爬树滚岗（村子外面都是沙子，堆积成了高高的沙岗。我们这些孩子总爱从沙岗上往下滚，叫做“滚岗”），到岗上摘酸枣，我什么都干过。有时淘气惹得母亲生气要打我，我就“噌噌”地爬到墙上去，母亲打不着我只能干着急。
住在老家的那段日子，祖母家只有我一个孩子，家里的叔叔、外来的客人都爱领着我出去玩，像男孩子一样地养。有时我也会去给在地里干活的母亲和姑姑送饭。我那时个子不高，用担子担着送饭的筐，筐底都能蹭到地。菜园子离祖母家很近，有时候我会顺手摘个茄子下来，用绳子捆着放到井里，等镇凉了以后生吃。农村还有一种红皮的蔓菁，剥开以后里面是甜的，我每次都能吃很多。过去家里人总纳闷，菜园子里的蔓菁怎么都没了？其实都是被我偷吃了。
总体来说，我的童年还是快乐多于痛苦的，当年青涩的喜悦如今回想起来仍然那么令人向往。那时的我，想必还是很幸福的吧。
失明
我小时候很淘气，一个小姑娘愣是喜欢上树、爬墙。
有一次，顽皮的我攥住一只刚生下不久的小驴的尾巴，结果被驴踢伤了一只眼睛，那只眼睛其实当时便看不见了。不过年幼的我也不懂，只觉得看东西不那么清晰了。那时候老家根本没有医院，家里人也不知道我受伤了。来到北平之后，我学骑自行车时觉得自己总掌握不了平衡，恰巧碰到一个老乡是眼科专家，他给我检查后说：“你只有一只眼睛，另外一只根本是瞎的。”那是在1936年，我第一次知道自己仅有一只眼睛能看到东西。
来到北平以后，父亲一直在学校教书，先是温泉学校，后是北平女二中、志成学校、汇文学校，好多学校都争着聘请父亲。那时，我家的生活条件还不错。后来日本人大扫荡的时候，也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许多家乡的党员前来投奔我们，父亲就介绍他们到学校上学，也会救济他们一些生活费。父亲对这些革命同志非常好。受父亲的影响，我小时候也常和这些人在一起。虽然如今已经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但我还保留着许多当时的照片可以回味那段往事。
回忆中小学时期的我
1933年来到北平以后，到了读书年纪的我进入北平外交部街小学。半年后，因为搬家，我转学到北师附小。
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因为我身体好，能跑能跳，平时训练时也表现出色，体育教员选我做了童子军队长。其实所谓的童子军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在体育课上进行一些基本军事训练。身为队长，在老师教课的时候，我要负责到前面做示范动作。课上我们要做体操、跑步、打太极拳，每星期大概有一两节课，每次一个小时，不会占用太多时间。
1936年，王燕春（右一）与朋友在中山公园花房内合影
1939年，我顺利考上北平女二中，那是一所很好的学校。我在班里的学习算是中等，但体育非常好。我们一群热爱体育运动的同学还组织了球队，大家一起打篮球、打排球。
1941年，王燕春（前排中）与初中篮球队队员合影
上中学的时候，我家从大栅栏搬到了西廊下胡同，周围有很多日本人。国民党秘密派了一个特派员来北平搞活动，那人的名字发音和我父亲的名字很像，侦缉队的人误以为是我父亲，就把我父亲抓了起来。我和母亲都吓坏了，可一看父亲没有马上被放回来，我只能壮着胆子去找温泉中学的校长，告诉他我父亲被捕的消息，向他寻求帮助。那校长托人查明事实之后，证明抓错了人，对方就把我父亲放了出来。
虽然周围日本人多，但并没有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虽然也会抓人，但多在半夜里抓，一般老百姓都不会有什么麻烦，只是市面上显得有些混乱。学校里也有日本人派来的教官，我们走到哪里都跟着，特别是快毕业的那段时间。我们几个思想进步的同班同学约好一起出去游玩。我们去燕京大学看了石船、湖，还照了很多照片，整个过程中那个日本教官一直在后面偷偷地跟着我们。
有时候我们也犯坏，一起涮他。有时他欺负我们，或是故意往我们身边凑，想要套近乎，我们都不搭理他，扭头就走。
中学时期，我们同班几个抱团的女生走得近是因为大家的思想比较近，都有些进步思想，有些恐怕都已经入党了。我们还组织了读书会，我自己也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进步。那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八路军用了很多办法宣传。有人把八路军的材料夹在书里，人人都可以看，不过那时日本人盯得很紧，没人敢看。
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女生总在一起学习、读书，注意力都集中在理论知识的学习上，《西游记》、《水浒传》这些古典名著我都读过。
后来日本人投降，有的好朋友还没有毕业，但已经选择了去解放区。这在当时是非常隐秘的事情，但她们临走前都会告诉我，对我很信任。遗憾的是，因为大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之后我们大多失去了联系。
1942年，王燕春（后排左九）在北平女二中初中毕业留影
至于中学时期的老师，也有一些让我印象深刻的。记得上地理课的时候，年纪还小的我发言：“我们国家的人口这么多，死了的人总是埋，一块一块地，占那么多地方，还不如火葬呢！”没想到日后一语成谶，不过这在当时算是非常新奇的言论，教我们地理的老师见我善于思考，非常高兴，一直冲着我笑。
女二中里还有很多共产党员，他们思想进步，置身其中的我能感受到浓厚的学习氛围。不过当时共产党多搞地下活动，稍微活跃点的可能就被国民党抓起来了，所以大家都不敢公开说。我们有一位姓刘的老师，他就是共产党员。“七七事变”之后，听说他去了河北省定县一带打游击，我自此再也没有见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