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同志陈润洁（左）、万一赠予父亲的结婚照（他们后来曾给予我家很多帮助）
为了革命，屡次搬家
父亲在解放之前一直东奔西走，开展扰乱敌人的行动，那段时间还是很惊险的。因此，我们来到北平之后也总是搬家。
刚到北平时，我们住在什坊院的一个院子里。没过多久，我们搬到了本司胡同。那里有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有东房四间、西房四间。东房住的是修补瓷器的，我们就租了西边的四间房。刚住不久，邻居高铭勋来了。他是孔德学校的教务处主任，每星期六都会来我家，和父亲喝点酒、聊聊天。有时星期日父亲不在家，他也会带我出去玩，看看电影、照照相之类的。
1932年5月1日，父亲与革命同志在中山公园合影（左是父亲王之平、中是高铭勋叔叔）
1933年，在孔德学校（今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校园里照了生平第一张照片
那时，我还总三天两头地感冒，高叔叔送我去了协和医院。检查后，医生说我总感冒是由扁桃体发炎引起的，于是就把扁桃体切除了。高叔叔还曾经花了16块大洋给我买了一个康熙年间的古董花瓶。那时我家的保姆一月挣3块大洋便足够养家了，可见16块大洋真是一笔不少的钱。花瓶是不是真的古董我不清楚，但我认为它是，一直好好地保存在箱子里。
过了一段日子，我们又搬家到了西城区的豆芽菜胡同，在这里待了半年，我也因此从北平外交部街小学转学到了北师附小。当时谷静默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同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夫妻俩住在东屋，我们住在北屋，南面的屋子留出来做饭，但我从没见过他们夫妻俩开伙。那期间，父亲、谷静默及其他一些地下党同志曾开过一次会，主要为了反帝大同盟[①]起稿，再有就是把东北学生送到抗日根据地去。
1934年在豆芽菜胡同家中，父亲（前）与地下党同志讨论反帝大同盟和托儿所的事情（左一是谷静默）
1935年，在豆芽菜胡同家中合影，母亲（右一）、王燕春（右二）
为了解放事业，父亲奉献了许多。父亲为人稳重，不爱说话，脾气非常好，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发脾气。解放之前，父亲一直在文教界工作，结识了许多学校的工作人员和学生。父亲积极联络这些人，共同致力于革命事业的发展。
“文革”期间受冲击
解放之后，父亲被调到吴晗副市长的市长办公室继续从事文教工作。
“文革”一开始，吴晗因为剧本《海瑞罢官》而受到批判，父亲也因此受到牵连，被关起来审查，不让他回家。
因为吴晗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父亲也被关了半年多。父亲本身经历过许多政治运动，对此倒不甚在意。不过在被释放之后，父亲也谨慎了许多，有时开会让他去参加他也不去了，只在小铺里喝点酒，不议论别人，也不说自己。
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但父亲对党的感情从未改变，一直坚定自己的信仰。“文革”之后父亲本该离休，但因为组织上的考虑，他直到1985年才真正退下来，竟是比我还晚一年。离休之后，父亲自己订了报纸，每天在家学习，有时也去党支部开开会。
父亲的兄弟姐妹
父亲家一共兄弟姐妹五人，三男两女。父亲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叔叔，先在老家上学，来到北平之后考上了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叔叔在北平上学时住在我家，期间赶上了“七七事变”。他想到边区去，但不料途中被国民党的部队截住，不许他走，不过叔叔最后还是偷着跑到了边区，从此从事冶金工作。
我不清楚叔叔是不是党员，但他一直在解放区工作，解放之后被分配到了重庆的机关工作。可怜叔叔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整得很惨，甚至萌生过自杀的念头。最难熬的时候，叔叔带着他的两个儿子从重庆来到北京，在我家住了半年。那时我正在北京外交学院学习，叔叔还特意去学校看我，我非常高兴。难得见叔叔一次，我给了他5元钱，聊表心意。叔叔高兴得不得了，逢人便夸“我侄女给了我5块钱”。后来叔叔回到老家就一直是普通农民了。
“文革”结束后，叔叔被平反了。叔叔去世后葬在保定烈士公墓。
除了叔叔，我还有两个姑姑，我和大姑的关系比较好。没来北平之前住在老家的那段日子，大姑特别护着我，对我十分好，有时我受了委屈她会抱着我、哄我，晚上担心我饿了，还会给我烤白薯，仔仔细细地剥完皮才给我吃。
大姑父也是个党员，抗战时推着小车给军队送粮食。有一次大姑父推着小车南下送粮，回来之后发现村里好多人都死了，没人能证明他的身份，他的党员关系也因此丢掉，一直没有恢复。来到首钢当工人之后，大姑父一直是厂里的模范工人，年年都戴大红花，可就是组织问题解决不了，直到去世也如此。
父亲对我的影响
父亲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个温润、好性子的人，对党有着执着的信仰。
父母的婚姻属于家庭包办。母亲年长父亲七八岁，裹小脚，还不识字，但父亲从来没有嫌弃过她。父母之间的相处在我看来是很和谐的，可以说相敬如宾。有时家里来人，母亲其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她会站在门口，来人便通知父亲，对外就说是来打麻将的。实际上，这些人都是革命工作者，大家聚到我家开会。每每这时，母亲就贤惠地给大家做饭，周到地照顾大家。
我家和祖母家的关系不是很融洽。其实我本来还有个弟弟，可是因为寄养在祖母家时生病，耽误了治疗，两三个月大时便夭折了。父亲因此和祖母等人有些嫌隙。
父亲是党员，又受过高等教育，思想比较先进。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我在老家裹了一天脚。在祖母那辈的人看来，女孩子不裹脚将来就嫁不出去。裹脚真是非常疼，不过好在我裹脚的第二天父亲恰巧回了家，他见到以后十分不认同，便让我把脚放开了，这才让我免受了一回罪。
早前父亲把我和母亲接到北平的时候我还很小，也不知道父亲到底是做什么的，直到长大之后才断断续续地听父亲给我讲过去的事情。
上学前，我隐约知道一些共产党的事情，上中学后才逐渐懂得。后来“文革”中父亲虽然惨遭迫害，但他从没有抱怨过一句，依然坚持在家学习马列主义，读党章、看报纸，对党十分忠诚。
父亲为党的事业奋斗一生，但他也没有忽略家人的感受，家里有什么事情他都一力承担。解放以前，家里生活非常困难，有时家里没钱过日子，父亲便把他冬天穿的大皮袄当到当铺里，可以换些钱让我们应急。那时还有夜市，父亲还到夜市上卖钢笔、纸张，有时也卖些古董，母亲有时也跟去。
父亲在2000年去世，享年97岁。母亲比父亲去世得早，1973年10月22日身故，享年77岁。那段时间，父亲、我和我丈夫都受到管制，母亲一人在家，生病都没人照料，十分凄惨。
2000年父亲王之平病逝，女婿董力和女儿刘小勤特来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