曦曦与母亲在日本
小学毕业后，曦曦带着胜利的喜悦远渡重洋，飞往日本探亲。虽然曦曦跟我们外出旅游时坐过飞机，但那是在国内，又有爷爷奶奶在跟前，这次则是国外，而且是一个人。当时他只有12岁，小学才刚刚毕业，我和他奶奶非常不放心，请了同机的一位朋友帮助照看一下，但登机手续、安全检查等都是他自己办理的。不一会儿，一个首次登机出国的少年在长长的人流中看不到了。这时他已经进了候机大厅，在那里等待登机起飞。我们走出民航大厅，一架飞机缓缓地飞向蓝天，渐远渐小，直至看不见，可是我们的心却一直悬在那高入云层的飞机上。
从日本探亲回来后，曦曦开始了初中的学习生活，功课数量和难度都比小学加大了。但我逐渐发现他对于学习却没有小学时那么刻苦了。有些功课我也没有能力像小学时那么轻而易举地去辅导他，他也不乐于接受我每天晚上坐在他身边去督促他了。初中的学习明显放松，临近毕业的那一学期，学习成绩跌到全年级最后二三十名，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不知所措。人大附中毕竟是人大附中，刘彭芝副校长首倡成立“小十班”，把这二三十名学习成绩落后，但又不是无可救药的学生集中起来，派最热心而又有管理经验的老师做班主任，由最有经验的各科老师授课。“小十班”的学生比其他班学生早到校、晚离校，还要上晚自习，有时由家长送晚饭，直接学到晚上九十点钟。苦读了几个月，初中毕业时曦曦的学习成绩有了很大进步，又勉强闯过了初中这一关。
初中升高中的考试，曦曦突破了500分，体育考了满分。但在当时，以他的分数根本不可能上重点高中，也达不到普通高中的录取分数线，就是上一个好一点的中专分数也不够。上差一些的中专和技校又不太甘心。我一心想让孩子念完了高中，为他的一生打下文化基础，对他将来的发展至关重要。经过查阅大量升学资料，又和亲友反复研究，最后同他母亲商定上了私立美亚学校。学校远在北京大兴的西瓜之乡庞各庄，环境幽静，新建的校舍，学杂费和食宿费虽比一般公立学校高出许多，但为培养孩子他母亲也欣然认可了。
高中课程更难了，曦曦因为初中的基础差，有的课如同听天书一样，越来越没有兴趣，越来越不愿学习，经常有些科目不及格。经过家教和补习班一阵恶补，高中会考有几门课是过关了，但有的课还是过不了关。我们又开始为他高中毕业后上大学的问题操心了！
希望在日本破灭
1999年下半年，他母亲为了赶在曦曦18岁以前，为他办理在日本定居的手续，要他赶快到日本去。根据曦曦的学习情况，全部通过高中会考，已经没有可能了，我们和老师都很同意他离校去日本。班主任为他办理了提前毕业手续，迅速离开美亚学校，经过短暂的日语补习后，他就飞往日本了。这么快的“紧急转移”，让我们和曦曦都感到非常突然。
1999年，春英送孙子曦曦赴日本时，拍摄于首都机场
他母亲为他办好了定居三年的手续，并进入东京日本语进修学院学习，准备以后上大学深造。曦曦和他母亲离别多年以后，终于团圆了，小妹妹华佳虽然不会讲中国话，但一母所生的血缘关系使他们天生具有兄妹感情。虽然和继父田中陌生，但田中为人比较厚道，彼此和平相处，曦曦在这个家庭里还能过得下去。但离开了北京亲人和许多哥们朋友，寂寞无聊，情感失落，也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苦痛。
几个月后，东航突然报讯，她丈夫的企业破产，不可能再供给曦曦高昂的学费了。曦曦不得不辍学，还要出去打工。给人家打工，从来都是苦差事，而在日本尤其历害。严酷的奖惩办法、“霸王劳动条款”、人跟着机器跑的血汗制度，让人疲于奔命，而且工资极低。曦曦后来回到北京向亲友讲述在日本打工的遭遇，他奶奶当听到孙子曾两次晕倒在工作现场的情况时潸然落泪。每当谈到这段往事时，她的眼里总噙着泪花，孙子在家娇生惯养，到了异国他乡，竟然做了人家的奴隶，气愤、心疼、无奈!
歉疚、痛惜、深思
早在初中时，有一天我在曦曦的书桌里发现了十来枚游戏机的投币，他放学后有时不按时回家这些现象引起我的担忧。到美亚学校他学会了吸烟，星期天放假很晚才回家，后来竟出现了夜不归宿的现象，我的心里很着急。这一段时间，他已深深地迷恋上所谓的“朋克”摇滚音乐。按他的话说，还发誓要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不久，曦曦把头发染绿了，没过多久，他又把发型整得更为怪诞了。曦曦知道家里接受不了，在家里总是戴着一顶帽子遮盖着，后来被他奶奶发现了，他奶奶气愤、伤心得落了泪。我和荣英忧心如焚，简单的批评教育毫无效果，感到无奈和无助。正在这时他离开北京去了日本定居，我俩身上的担子、思想上的压力都感到轻松了许多，希望他通过环境的改变，生活行为也能随之改变。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他又接受了一些比在国内更为消极的思想影响。回国后，他和女朋友的来往出了格，晚上偷着把女孩子留在自己小屋里过夜。我耐心地讲道理给他们听，但曦曦竟理直气壮地对我讲，这在国外很正常，还讲了国外学校给学生发安全套的故事给我听。说服不了他，我只得下最后通牒：以后不许留女孩在家过夜。可通牒还没管用几天，我又发现女孩子在我们不注意时，溜出大门，我急忙赶上去把女孩叫了回来，曦曦看见，也赶了过来。之前我一再叮嘱自己要冷静、耐心，不能急躁、发火。但当我看见这一对不争气的孩子时，顿时火冒三丈，把茶杯重重地蹾在桌子上，摔得粉碎，手也被划破流出了鲜血。曦曦知道是自已惹的祸，急忙找来笤帚、抹布把桌面和地面收拾干净，又拿来创口贴给我手上的伤口进行包扎。看见曦曦这样知错，再加上他那近乎滑稽的动作，我的气大部分已经消了。我以一种基本平和的心态和他讲起了道理，从怎样处理男女两性关系、非婚性关系的危害，怎样处理恋爱和工作学习关系，怎么不让父母操心等掰开揉碎地进行批评、劝说。曦曦静静地听着，但并不感到沉痛，可能“在国外这很正常”的想法在支持着他吧！女孩子毕竟脸皮薄，低头不语，眼圈红了，继而呜呜地哭了起来，我和荣英看着可怜，也觉得对不起她的父母，转而更耐心地劝说起她来了。
曦曦这么小的年纪，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和行为，从他寄给女朋友的一篇自述《给你讲一个故事》中或许可以得到部分答案。
“在很久以前，一对夫妇生下了一个孩子。那时他的家是借住在清华大学的一间公寓里，但是他很高兴，因为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呆上一个星期天。夏天，他的爸爸从庞各庄带回一两个西瓜，三口人一起吃，这大概是他和他爸妈最快乐的日子吧！但是在那个孩子的印象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只有争吵，那个孩子只有傻傻地坐在一旁哭。”
“那个孩子的爸爸对他的老婆孩子粗暴无理，在那个孩子快要上小学的时候，他的妈妈和他的爸爸终于离婚了。孩子判给母亲抚养，平时继续呆在爷爷奶奶的家，节假日和母亲一起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或住在晚上经常能听到老鼠在棚顶上乱跑的阴冷的地震棚里。孩子的母亲最终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在孩子还上学时就去了日本，和一个日本人结了婚。母亲继续把孩子寄养在爷爷奶奶的家，孩子在那里偶尔可以看到他的父亲，但已经十分陌生了，记不得曾经说过什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