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攻方向仍锁定在服装制作方面，需要不断地向国外艺术团学习。公家也派团里的工作人员去亚非拉各地进行考察，临行前我总嘱咐他们：“你们学完节目要千方百计地把节目中衣服的样品买回来，哪怕买一套样子也行。要是实在不能买的话，你们摄像要拍得清楚。衣服怎么穿，都是什么颜色的，要记清楚。”
当时国家最大的丝绸公司面向全北京市进行供给，国家高级领导购买回来的布料都交到这里进行保管。我需要准备料子，拟定好全年计划。财政部拨款一到位，我就要忙碌起来了。丝绸的名堂特别多，绵绸是做二幕用的，丝绒是做大幕用的。东方歌舞团没有剧场，我买了好多匹丝绒，量很大。皱缎、金刚缎，还有锦缎、织锦缎、杭纺等各种各样的布料，准备以后到不同剧场演出用。时间久了我发现东西太多，品种数目不清，存放杂乱，总感觉不够规范。这时我建议建立一个成品仓库。
1962年至1964年间，我们建立了三个仓库——演出仓库、礼品仓库、成品仓库，专门用来盛放从对外文委淘来的宝贝。我选中了印钞工郑师傅帮忙管理礼品仓库，成品仓库则交付给李师傅，这也是为东方歌舞团的基础建设做了件有益之事。
身兼数职
东方歌舞团有食堂，也是总理批的。业务人员打饭时必须有一个“甲菜”，即带肉的菜，可我一直都没享受到这个待遇，因为吃饭时间我大多在忙，回来后随便在街边小铺对付点一块五一碗的馄饨或是一块二三的炒饼，这是我和搞装置布景的李师傅的常态。
我的服装制作间
因为东方歌舞团的服装全靠外面的服装社制作，我一直都特别羡慕芭团、青艺、人艺等有制作间的艺术单位，制出服装后只要精心管理即可。我们的制作在外面，送料子、染色、买花边，我一天要跑好几个地方，这时候我脑海中就迸发出一个想法：一定要给东方歌舞团办起一间服装制作间，像我在中央歌舞团见到的那种。
因我总去不同的艺术单位参观，对服装制作间的构成比较了解。首先，服装机器设备是必需品，如缝纫机；其次，制作间要安排在独立的房间里；最后，工人师傅不能少。
经领导同意，我办起了自己的服装制作间，还招收了徒弟，心里美滋滋的。中央歌舞团郭师傅的儿子和学员岳梅是我相中的孩子，考虑到服装间只有做男装活的付长金师傅，我想把他们培养成为独当一面的女装制作人。女孩子被我送到了红都服装厂，男孩子去了友谊时装厂学习，以前我们和这两个厂子有合作关系，我和他们的领导、老工人特别熟，一沟通，没花一分钱就办成了这件有意义的事情。
白天工作多，我让两个孩子利用业余时间去学习，通常是晚上6点到8点，学会剪裁是重中之重。“能不能自己裁了？能的话就回来工作。”那段时间我问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不过两个孩子确实争气，学得像模像样地回来了。
两个孩子一上阵，服装制作间算是建立起来了。这是我为东方歌舞团的基础建设做的又一件好事。付师傅是从青艺调来的，手艺非常不错，也能做些简单的女装活，并及时给予我们指导。他年岁那样大了，仍然兢兢业业地奋斗在服装制作第一线，确实值得晚辈人学习。
后来那些不太难的演出服装我们都能自己做了，我去染色，搞辅料。人员也相应扩充了。不过，我们的手艺还难以应对太过复杂的演出服，大服装还是要出去做。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服装运作
1964年，为隆重庆祝建国15周年，周总理提议并且领导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活动。整个演出内容重点反映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斗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宏伟诗篇。这是当时我们党和政府举办的一次重大政治演出活动。
参与演出及后台工作的以部队人员为主，但中央和地方的国家艺术单位也要参与其中。因我是东方歌舞团的服装主管，遂有幸参与了此次重大演出活动。报到当天，各大军区全部到齐，各省市的文艺团体也统统就位，全部集中到人民大会堂。
全体舞台工作队集中在人民大会堂礼堂，共108人，大家既欣喜又吃惊，不约而同地说道：“我们是一百单八将呀！”灯光、装置、服装、道具、音响等方面的工作人员按军队的规矩整好队，我们这才发现灯光组的人最多，而我是服装组的第一个。领导我们这一分队的同样是军队的领导——女将军李贞，她进行了思想动员，不仅阐述了《东方红》的重要意义，还命令所有工作人员要遵守纪律，接受革命化、军事化管理。
我被分配到“各民族大团结”，即第八场开国大典的演出工作中。集会解散后所有的服装都摊在舞台上，服装组便去挑选符合演出要求的节目服装。比如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的人物定位倾向于身背鸦片的劳工，那么服装则偏向衣衫褴褛的造型。为了把不同年代演绎得更加逼真，我们这些服装管理人挖空了心思。《江河水》中卖儿卖女的苦难场面，对服装表现力的要求很严格，但服装备品十分紧张，例如第八场的序幕是《葵花舞》，最初在中央歌舞团的演出规模仅为十几人，而这次则要扩展为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服装不够，我们去各个单位求援补充，尽量为国家节省开支。又如独唱演员郭兰英的演出服装是单独制作的，但伴舞就没有这种待遇了。
随着一遍又一遍的连续彩排，我们这群舞台工作人员改编成一梯队和二梯队。一梯队由各大军区负责，负责第一、三、五、七场；二梯队都是北京各文艺单位的成员，我便是其中一员，负责第二、四、六、八场。两个梯队要从两边上场，因此还要改造人民大会堂，连舞台都加宽了。
二梯队的服装组由李克瑜和孙继昌领导。李克瑜是芭团最好的服装设计，他设计的服装带有情感和动感，很细腻又不乏优雅的线条。孙继昌是民族歌舞团的服装设计，他出了一本关于56个民族服装的书籍，非常敬业。我与他们合作得特别好，而且还借机学习了美感设计、用料取材、颜色搭配等专业知识，让我对服装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了，收获颇丰。
作为二梯队的工作人员，只要涉及第二、四、六、八场服装的大事小情，不论官职大小，我们都参与管理。彩排的时候我们都在旁边站好。第一场的站好了，第二场的二梯队演员就要排好队候场，我挨个检查演员的服装，衣服穿得对不对？临时掉东西不行，衣服开线自然更是不可以，所以我手里总攥着一把别针儿，以备不时之需。
有时一个人演好几个节目，我们都在后台帮忙抢着换装。我的重点是在第八场，从“各民族大团结”改成“世界人民大团结”，顾名思义，亚非拉人民都有所涉及。尽管那个年代中国的外交关系不多，但驻华大使们也来观看演出，服装上的国际礼仪马虎不得。不同国家的头巾包法有别，比如几内亚女人一层层裹好头巾后，最后边角左搭还是右搭都有讲究。可演员们都是舞蹈学院的在校生，他们不会穿衣服，更不会包头巾，我每天晚上给他们包头巾忙得头昏脑胀。
舞台监督专门给我分配了一个整厅，给演员化妆、换服装，改衣服、买料子也都是我负责。服装制作上不存在技术难题，只是改动量太大。尤其是开国大典那段，56个民族的服装都得有，还有儿童装，随后又是“世界人民大团结”，工作量之巨大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