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满生给他拍照片，他东躲西藏地不让拍，吓得直哭；老伴去香港演出回来给他买了新衣服，还有一辆儿童玩具车。他穿上新衣服，骑着玩具车在院子里玩耍，高兴得不得了……
李诚两岁时骑着玩具车在天坛东里的花园玩耍
这孩子长大后，在一家航空公司工作，干售票业务。他对我们老俩口很有孝心，不管是我住院，还是老伴生病了，李诚都跑前跑后地悉心照料。
后记
从1961年参加东方歌舞团筹建工作、1962年参与建团演出，到1992年正式离休，我在东方歌舞团整整工作了30年。那真是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充满着变数的30年。
在这30年里，我有过顺利完成重要演出任务的喜悦；有工作上取得成绩后的兴奋；有能参加党和国家重大演出活动的荣耀感；有近距离仰望毛主席、周总理等伟人的幸福感；有和那么多舞台美术家、服装设计家亲密合作，向他们学习业务理论知识的惊喜感；有为那么多歌唱家、舞蹈家配制和管理精美服饰的种种乐趣……当然，也有“文革”期间被打成“五一六”的痛苦；有在政治上遭不公正待遇的不满；有在生活待遇上被“边缘化”的不平；有本应出国演出或参加盛大国宴的机会竟被领导亲信或亲属顶替和挤掉的屈辱……而我将这些不如人意的过往都视为人生旅程中的必然和正常现象，默默地承受了下来，从不怨天尤人。
我是苦命的孤儿出身，经历过太多苦难的磨砺，从童年起就铸就了坚忍、宽容的性格，因此我并不在乎那些“不公”、“屈辱”、“迫害”和“边缘化”。即使常被繁重的工作任务所冲击，我亦从未动摇“为党干好工作”的坚强信念，依然埋头苦干，快快乐乐地生活着，直到离开我为之奋斗30年的东方歌舞团。
我从小就记性好，只要是自身经历过的事情，久久不忘，这是母亲给的一大天分。老伴常说我：“你对个人经历过的‘陈芝麻烂谷子’，总是喋喋不休。”所以我十分自信在回忆录中所涉及的人和事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但是，我毕竟是年近耄耋的老人，记忆力逐渐衰退，有时头脑犯晕，回忆录中难免有记错、遗漏、甚至不准确的地方，请老战友和同志们批评指正并予以谅解！
当我回顾往事、梳理经历的时候，我深深感谢、怀念延安老干部罗伯忠同志。他是东北文工二团时期领导我们儿童队时间最长、做工作最多的领导人之一——是他主管我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是他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讲解革命道理，在小油灯下为我们朗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教育我们向保尔·柯察金学习，把我们引向革命之路。在艰苦的条件下，他竭尽所能地关心照顾我们的生活，使我们健康成长。他想尽一切办法教育、培养我们成为有用之人。我的成长和进步，和罗队长的关爱、培养分不开。我感谢他，怀念他。
我还要特别感激并怀念延安老干部任虹同志。他是从东北把我们这群孩子带入北京的领导人之一。他是儿童艺术剧院的老院长，是我的老领导。他善良慈祥，像老父亲一样关爱我们！
1958年秋，中国儿艺人事科以“支援基层”的名义，把我和王洪芬下放到崇文区文化馆搞群众文化工作。此事引起任虹同志的关注，他认为我不适合在文化馆工作。因当时他被文化部指定为东方歌舞团筹备组负责人，1961年他毅然把我从崇文区文化馆调出，让我参加了东方歌舞团的筹备工作。从此，我回归到与中国儿艺相同级别的中央直属文艺单位，实现了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为后来我在东方歌舞团积极、富有创意地工作创造了条件。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关键性的调动，体现了老领导对我真诚的关爱和对我人生前程的高度重视，我万分感动和感激并永记于心！
这里我还要感谢并怀念从战争年代一起走过来的老战友们。那时在二十几个人的儿童队里，我们同吃、同住、同学习、同战斗，结下了情同手足的战斗情谊。这友情是关爱，温暖着我们的心；这友情是力量，鼓舞着我们勇往直前。那时我们每个人都帮助他人，而别人也帮助自己，我们就是在老战友的帮助中走到今日的。
我感谢老战友吴隆章、王肇春、刘敏、胡慧光、李若军、王桂艺、蒋萍、牛博……
我怀念已离开我们的洪希迈、苏平、王燕熙、刘秀梅……
最后，我要深深感谢帮助过我、关心过我的所有同志们、朋友们！
2011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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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估衣是指旧衣服或面料较次、做工粗糙的新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