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与上小学的儿子冯满生（左）、女儿冯娟娟（右）合影
两个孩子学习用功，特别懂事，给我减轻了不少负担。然而他们生病时，我却无法从东方歌舞团繁忙的工作中抽身，尽一个母亲的责任。因我被打成“五一六”，孩子们受尽了委屈，尤其是儿子，失去了人生中重要的机会。现在想来，我依然抱有强烈的内疚感。作为一个母亲，我爱他们，却也亏欠了他们很多。
相濡以沫六十载
说到我们这对老夫老妻的关系，那绝对不一般。我俩是同乡，都是宾县人。再套套近乎，我俩也算同学，因为我在宾县东关女子小学上学，而他在宾县四中上中学，不过两所学校距离很近。细想起来，我俩几乎同时参加了东北文工二团，我是在1947年6月加入的，而老伴儿仅比我晚了一个月，我搞儿童艺术，他演话剧。所以，我们的关系有“四同”——同乡、同学、同单位、同工种。我们相差两岁，今年我79岁，老伴81岁了，有“四同”充当奠基石，携手度过六十载风风雨雨后，我们的感情依旧融洽、和谐。
老伴儿一生走南闯北，所以家中大小事情归我一手操持，给老伴儿老家寄钱、攒粮票、带孩子的担子都压在我肩上，但我不怪他，孩子也不怨他。我知道他心里有家、有我、有孩子，他一直都愧疚于我生孩子时没能伴我身边，孩子成长时也没能尽到父亲的责任。但这并不能减少一分我对他的依赖，也不能减少一毫孩子们对他的崇拜。
老伴在东北二团时期参加了反映贫苦农民闹革命的话剧《反“翻把”斗争》的演出，在其中饰演民兵队员。这部剧的上演轰动了全东北，传遍解放区，获得东北局颁发的集体荣誉奖。后来，他和老战友鲍占元、陈莲玉合演根据二人传改变创作的秧歌剧《喜报》，从东北黑龙江一直演到南方海南岛，久演不衰，很受欢迎。当时的中国唱片公司还灌制了唱片在全国播放。
1949年成立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老伴是这个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话剧院的早期成员。他演了三十多年的话剧，在社会主义现实题材的重要剧目中，如反映四川人民期盼修建成渝铁路的《四十年的愿望》、反映抗美援朝志愿军运输兵战斗生活的《钢铁运输兵》、反映大庆铁人们战天斗地开发大油田的《石油凯歌》；反映抗日斗争的《三代人》、歌颂中国农村模范人物的《李双双》等剧目中都曾扮演过重要角色，在中国青艺的话剧舞台上也曾留下过众多的艺术形象。
他1949年随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赴匈牙利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还访问了苏联莫斯科，参观了克林姆林宫、列宁墓等。1953年随贺龙元帅领导的第三届赴朝鲜慰问团慰问志愿军，参与演出话剧《四十年的愿望》。
他不是名演员、大腕，也没什么知名度，但他是干了五十多年的勤勤恳恳的话剧工作者。1997年中国戏剧家协会颁发的荣誉证书上写着：“冯绍宗同志从事话剧事业逾五十年，为中国话剧事业做出了历史贡献”。
随着年龄增长，他逐渐离开舞台，着重艺术管理工作。他担任过演员队队长、支部书记、业务办公室主任、演出部主任、影视制片主任，还担任过中国国家话剧团的领导小组成员，在文化部职称评定中，被评为国家一级艺术管理，司局级待遇。
2011年，国务委员刘延东同志（中）为国家话剧院老艺术家代表之一冯绍宗颁发荣誉证书。文化部副部长蔡武（左）陪同。
他离休后也没闲着。原青艺的老党员们选举他为支部书记，连续干了十四五年，老伙伴们拥戴他，他也热心为大家服务，在他领导下的党支部连续多年被文化部离退中心党委评为先进党支部，他个人也被评为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2009年被文化部机关党委评为文化部先进党支部。他还是文化部离退休中心纪委委员、文化部侨联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演出家协会常务理事、会刊主编。
21世纪初，他工作大半辈子的地方——青艺被取消了。他先后写了10多篇怀念青艺的文章都在离退中心刊物《老年文化》和《中国老年报》上发表过，如果这也算是老有所为的话，离休后，他确实干了不少事情。
相濡以沫六十载
我们夫妻感情甚笃。我性子稳，做事细腻，他性子急，做事不拘小节，所以说性格方面形成了互补。但生活中我们也有矛盾，争吵的时候不少。孩子怎么教育要吵架，钱不够了借不到钱也要吵，但每次吵架基本都以老伴的失败告终。他一急，我就不做声了，所以在温柔细腻的我面前，简单粗暴的他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手下败将”。
我们年岁大了，身体大大不如从前，我现在有脑血栓、心脏病，时常头晕。老伴身体比较硬朗。他是我们家的主要劳动力，购物、买菜、洗衣服、打扫卫生、刷碗筷、煮粥……都是他的活，他高兴地说：“我承包了。”我犯病时，看病、办理住院手续、买药输液、洗换衣服、备洗脚水……过马路一定会牵起我的手，上下楼一定会搀扶着我，现在我事事靠他，真是一时也离不开他。老伴，我生命的拐杖；老伴，我求生延寿的依靠！
当然，我也一心一意地呵护他，可以说我们是相依为命。
那年我俩要带着孙子去日本探亲，飞机票都买好了，临走前我陪他检查身体。上了B超机一看，还真检查出了毛病。做B超的大夫对他说：“老先生，明天你再来，这个看不太清楚，明天你到外宾的检查室再去检查。”我一听，心里发慌了。
第二天我们又去了，大夫用鼠标在上面圈了个圈。我一看，心想：“糟了。”那位大夫又让我们赶紧找内科大夫做B超，三天后查结果。
我去拿结果，当时一屋子的人在审查片子，我小心翼翼地问道：“有毛病？”
大夫看了我一眼，回答说：“有毛病，你赶快到办公室让我们主任签字。”
我一看，上面写了一个“CA”，就是癌症的意思。我赶忙挂住院号，可半个多月过去了，也不见有人打电话来通知住院安排。
我们急得火急火燎的，老伴儿心急，他不知道情况，就和我商量说：“不等了，咱们去日本回来再查。”
“不行，不行，这可不能等。”
后来我实在等不及了，就去求见了北京协和医院的“第一刀”——专家臧美孚。当时他正给一位海军看病。我“啪”地打开门，然后顺手就把诊室的门锁上了，我急匆匆地说：“我老伴儿得病了，我来找你看病。”
臧美孚医生就说：“不行啊，我现在正在看病呢。”
我拿着住院的单子求他，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最后他问我：“好吧，那你坐下来，你老伴儿是怎么回事儿啊？”我一五一十地描述了老伴儿的病情，他听后考虑半天，最后说：“那这样吧，我给你写一张条，你今天就去。”
条子上写的是协和医院的附属医院——邮电医院。那天下午下着小雨，我们把住院的东西全部搬去，很顺利地办理了住院手续。正好是“七一”那天动手术，离退休中心的领导还在晚上打来电话给我壮胆。那天我看着他进手术室，臧美孚主刀，我在门外急得坐立不安，直到手术结束后听说十分顺利，我才一下子瘫坐在座椅上。现在已经过了快十年了，老伴身体状况很稳定，想到我们能幸福美满地生活在一起，我的内心就燃起了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