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天，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它来势之凶猛，是广大干部和群众都始料未及的。
这场运动从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拉开帷幕。起初，人们以为只是理论学术之争，谁料想，接着又揪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人们对此更加迷惑不解，但能预感到巨大风暴就要来临了。
1966年6月1日，北京大学贴出了由康生授意、聂元梓写的大字报，把矛头直接指向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指责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压制群众运动。这些无稽之谈一出来就遭到了北京大学广大师生员工的反驳，毛泽东则称赞其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于是人心就开始骚动了。
1966年8月，毛泽东又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制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总方针。毛泽东批判党内的“修正主义路线”，号召青年学生和广大群众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开火，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革”的统帅是毛泽东，副统帅是林彪，“文革”小组成员包括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
1966年风云突变
林彪、江青一伙是野心家和阴谋家。他们假惺惺地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幌子，把矛头指向了广大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干部，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
党的领袖毛泽东，在中国享有极高的权威，当时是中国人民心中应该顶礼膜拜的神。林彪、江青一伙利用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热爱，别有用心地制造个人崇拜迷信。人们对毛泽东的热爱和迷信程度，远远超过了任何一种信仰力量。林彪又把这种个人崇拜推到了极点，人们就更加盲目狂热地服从，觉得毛泽东的话就是圣旨。
幼稚的青年学生被利用了！
单纯的中国人民被利用了！
从此，挖掘“黑帮”、“走资派”、“牛鬼蛇神”的斗争，像一张无形的大网在全中国铺开。邪恶的势力瞬间占了上风，广大革命干部被造反派揪斗，被游街，被抄家、关押……大动乱愈演愈烈。晴朗的天空，霎时间乌云翻滚，天昏地暗。
中国人民大学宁静的校园也开始混乱起来，学生们停课闹革命，校园顿时成了大字报的海洋。“打倒”、“炮轰”、“油炸”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标语比比皆是，贴满了校园的各个角落。青年学生们像着了魔一样要“天天斗，月月斗，年年斗”，斗争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中国人民大学也成了重灾区。
“文革”的确可以称之谓“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当时，什么遵纪守法、伦理道德、是非标准、正确错误、好人坏人，全被混淆了、颠倒了。
我家首当其冲，孙泱受批斗
中国人民大学干部队伍内部本来就存在宗派。一些人被称为中宣部派，一些人属于市委派。在1959年“反右倾”和1960年的“反修”教学检查中，校系领导与教学骨干受批判的有近百人之多，所以“文革”运动一来，势必会重提旧怨。青年学生们是不了解具体内幕的，只不过是被人利用的一些棋子而已，但是一旦他们被煽动起来，那局势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孙泱到人大的时间很短，是1964年6月调去的，被安排为学校的第二把手。到人大不久，他就被派到山西定襄搞了一年的“四清”。北京新市委成立后，郭影秋（原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把手）被调去当市委书记，孙泱实际上成了第一把手。
1964年，孙泱在山西定襄“四清”运动动员大会上
当“文革”冲击到人大党委时，人大的几位领导为了保全自己，就把刚刚主持工作才几个月的孙泱推出来当“替罪羊”。在人大党委会议上，过去一直称“病号”从不开会的两个人，这次非常活跃，他们提出要搞个“孙泱罢官”，以缓解群众的斗争情绪。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坚持正义的人，一些善良正直的党委委员提出，过去党委工作的错误应由大家负责，不应全推到孙泱一个人的身上。可是，最后还是由党委副书记起草了一个《孙泱罢官》的报告，交给了北京新市委。
令人不解的是，新市委对《孙泱罢官》的批示结果还未下达，人大校园里已经贴满了“孙泱已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大字报。接着，党委又迫不及待地召开了一个批斗大会，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孙泱。
因为批斗会只能虚张声势，没有什么实质内容，所以第二天就有人贴出了“《孙泱罢官》是个大阴谋”的大字报，指出批斗孙泱是“舍车马，保将帅”，意思就是有人为了保全自己，而把孙泱推出来做了替罪羊。尽管有人明白事情的真伪，但是既然是个别有邪恶用心的人的阴谋，就势必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既然已经宣布孙泱被罢，怎么样都得给孙泱安上些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无论是来家里质问，还是在批斗大会上，或是张贴出来的大字报，都是围绕以下几条被搜罗出来的所谓罪状开始大做文章，无限上纲的。
1．孙泱是1957年“反右”之后调到教育战线担任领导职务的，自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情况是：孙泱的日常工作、讲话、公开发表的文章以及个人生活作风方面，都和这顶大帽子挂不上。最能反映孙泱思想品德的，是他花费多年心血写成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讲话》一书。这本《讲话》，不仅仅是对青年一代道德思想品质教育方面的殷切关怀和谆谆教诲，对各种歪风邪气的憎恶批判，也是孙泱严格要求自己，在思想品德方面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的体会的真实展现，所以这方面是无懈可击的。
2．孙泱和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及其夫人严慰冰有工作关系和朋友关系，就被恶意推论是反革命集团的黑帮。可这一条也找不出什么有力的证据，因为他们之间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和朋友关系。
3．孙泱在1964年带队去山西“四清”时，写了一份《贾家庄农村调查报告》，对西社经济（西社是山西定襄县宏道公社的一个大队）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尤其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流通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全面剖析。通过调查思考，提出了在农村开展多种经营，使农民脱贫致富的意见。这份报告，孙泱回京后托中央办公厅的何均同志交给了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村口的谭震林同志，得到了谭副总理的重视和好评。就是因为这份报告，孙泱在“文革”中却受到了人大师生的大肆批判，被扣上了“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学大寨”的罪名。
4．迫害老红军吴××。吴××曾是红军队伍中的一个马夫，没有文化，后被安排在中国人大修建科工作。他倚老卖老，欲壑难填，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故意多次申请困难补助。主管此事的孙泱当然不能每次都悉数发给他，满足他的一己之私，他就借“文革”之机跳出来报复，声称孙泱迫害他。
接连几天，造反派都围绕着这几条罪状开大会批斗孙泱，可也只能乱扣大帽子，空喊口号，或是慷慨激昂地说些诬蔑谩骂之词，还不准孙泱替自己辩解。为这些罪名，红卫兵也多次来家里质问，每当此时，孙泱就耐心地给他们做解释，学生们气势汹汹而来，最后默默无声而去。所以斗来斗去，都是些不实之词，逐渐红卫兵们对孙泱就不感兴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