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私有财物被抄空后，红卫兵们还嫌不够，并没有就此罢休，又开来一辆大卡车，把公家配给我们的沙发床、沙发、地毯、装饰用的家具以及书柜、写字台等统统搬走了。家里的电话线被剪断，电话也撤掉了，怕的是我们跟外边搞串联。
我愁肠百结，一声不吭。三个孩子都愣在那儿，也不知说什么好。孙泱默默地把剩下的书、碎纸、撕坏的衣物、被褥归到一起，我也手忙脚乱地跟着收拾，心里非常痛苦，而后，我怯生生地问：“床也搬走了，我们怎么睡觉呢？”
孙泱无可奈何地回答：“把褥子铺在地上吧。”
他又看着孩子们，满怀歉意地说：“都是我不好，连累你们跟我吃苦！”
“快别这么说，这怎么能怪你呢！这不是你的错，再说我们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嘛，再苦我们也受得了。”我安慰他。
孙泱点点头，苦涩地笑了笑。
过了一会儿，红卫兵又从楼下给我们搬来了几张破木板床和两张破桌子。
“好。”孙泱说，“有个板床睡觉，有张桌子写字就不错了，咱们真正成了无产阶级了！”孙泱此时竟然还有心思开玩笑！
1966年从盛夏到严冬，我们全家都在恐怖中煎熬着。无论是被揪斗、批判、游街，还是被抄家、劳改，所有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我们都咬牙承受了下来。
在林彪、江青一伙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之下，全国各地的“文革”斗争模式差不多都一样，不只是中国人民大学。孙泱虽然被戴上了“走资派”、“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大帽子，但都是些莫须有的罪名。孙泱心中清楚，自己没做什么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的事情，所以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这样安慰着自己，他心里多少得到点平衡。
本来有关文件说，“文化大革命”3个月就能结束，可事实是已经折腾半年多了，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们全家日思夜盼这场灾难快点过去，盼望着毛泽东主席赶快发出指示，制止这种混乱局面，恢复正常的秩序和平静的生活，然而这种希望也被现实无情地打碎了！
1966年11月，随着“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的全面展开，斗争步步升级，血雨腥风来得更加猛烈了。
血雨腥风，步步升级
林彪、江青一伙操纵“造反派”组织，成立了帮派性质的“司令部”。“造反派”的核心人物是一些投机分子、心怀叵测的人、别有用心的人和卖身投靠的干部。这些人夺取了各级领导权，更加有恃无恐，为所欲为，气焰极为嚣张。
“造反派”由于意见分歧和争权夺利，又分化成不同的派别。中国人民大学的红卫兵组织，经过多次的分裂与合并，最后发展成两大派别——“人大三红”和“新人大公社”。林彪、江青一伙阴谋家、野心家继续煽阴风、点鬼火，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彼此互相攻击，以致最后酿成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在多地均有发生，中国人民大学的“造反派”也不甘落后，进行了充分地“表演”。
中国局势更加混乱和险恶。林彪、江青一伙就是要在动乱中夺权，所以他们嫌乱得还不够，纷纷酝酿更大的阴谋，策划向所谓“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展开总攻击，继续煽动“造反派”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此时，国家主席刘少奇、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国务院几位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等开国元勋，无一不受到“文革”的冲击，被戴上各种大帽子，各种“黑棍子”一股脑儿向他们打来。当时的社会， “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比比皆是；冤假错案，遍及全国。罢黜，关押，流放，直到采取极端野蛮、暴力的手段，都为了将人置于死地而后快。而这些受到残酷迫害的人，恰恰曾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最忠实的信仰者和追随者。
“文革”初期就有群众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产生许多疑问，也替各位受迫害的领导说了一些公道话，却被极“左”的人斥为“保皇派”或被打成“反革命”。于是，“保皇派”遭到了猛烈的攻击，“反革命”受到了残酷的镇压，结果弄得人人自危，都不敢再讲心里话，只能人云亦云。有些人干脆当“逍遥派”躲了起来，以此来逃避运动。
全国各地，学校停课闹革命，很多工厂、农村也都停工停产闹革命，各行各业都加入了斗争的行列。各级领导班子均处于瘫痪状态，被“造反派”夺了权，任由他们瞎折腾。所以，自1960年困难时期开始逐步复苏的中国经济，又倒退到崩溃的边缘。
周恩来总理像是洪流里的中流砥柱，试图力挽狂澜。他挺身保卫革命精英，想拯救党和国家的命运，然而心有余而力不足。林彪、江青一伙野心勃勃，挖空心思从各个方面制造事端，准备大反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
密谋已久的、陷害朱德委员长的大阴谋开始了！孙泱1937年参加革命后，长期担任朱老总的政治秘书，跟随朱老总转战太行山区，出入于硝烟烽火之中。江青险恶地把斗争矛头对准朱老总，首先就要拿孙泱开刀。
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
1967年1月20日深夜，江青派“小爬虫”——戚本禹窜入中国人民大学。
在接见人大造反派时，戚本禹恶毒地挑动说：“朱德是大军阀、大野心家，是黑司令，孙泱是朱德安插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代理人，你们要整孙泱！”
当戚本禹得知孙泱只被进行劳动改造，没有挨批斗时，就胡乱叫嚣：“你们为什么放着孙泱不整？”由于戚本禹歇斯底里大放厥词，造反派心领神会，一夜之间就刮起了大反朱德委员长的妖风。从中国人民大学到中南海的路上，甚至大街小巷都贴有“朱德是大军阀、大野心家”、“打倒朱德”、“孙泱是朱德安插在中国人民大学的黑爪牙”的大标语，而后，中南海也贴出来了大反朱德的大字报。
此时豺狼当道，乌云滚滚。阴风鬼火，四处泛滥。
孙泱身不由己，被这股难以阻挡的邪恶逆流席卷，如同身处一个黑暗的大漩涡中，被越卷越深。
从那时起，人大的造反派又开始没日没夜地把孙泱拉到可容纳800人的大教室里，轮番批斗，并且质问：“朱德是不是大军阀？”
“那是历史，后来他主动参加了革命。1922年，他在德国由周恩来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孙泱平静地回答。
“他是不是大野心家？”又问。
“从20世纪60年代起，朱老总就基本退下来了。除了每年到外地视察一下，就是在家里看书、练书法、养兰花，当然不是野心家！”孙泱答。
“江青同志说，你给朱德树碑立传，歌功颂德，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