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期间，我们曾多次到修理厂催促，焦急地等待着修理结果。一直到四十多天后车子才修好，我很快通知厂里。厂里派司机到沪，因为需要试车，如果没有问题，还需要开回河南。我们驾车过金山，沿着海边，经海盐，到了杭州，然后又返回上海。在确定汽车没有问题后，便驶上了返程之路。我们经苏州，到无锡，沿太湖行驶一段，路过句容，到达南京。当时正值8月酷暑，我爱人身体不适，我和她不得不转乘火车，司机独自开车返厂。这是在厂长办公室工作期间，享受的一次“特权”。
这年秋天，我们分到了房子，离开了工棚，搬到了公司总部所在地寺坡的职工家属区。家属区坐北向南，背靠大山，北边的山坡上建有一条连接公司和几个分厂的铁路。家属区南面不远，就是石漫滩水库北岸马路。这条马路也是横贯公司东西的交通干线。新家离轧钢厂5里左右，离我爱人的机修厂大约3里。那时厂区内没有公交车，也没有上下班的班车，上班或者沿马路骑自行车，或者沿铁路步行。我们的家位于三楼，一大一小总共两间，厨房卫生间齐全，只是冬天要自己想办法取暖。我们用铁炉做饭取暖，我还砌了个取暖墙。除了从厂里领来的办公桌、办公椅和床外，没有其他家具。于是我利用周末，在半年左右时间里，自己做了一个五斗橱、一个书架、一张工字型桌子、一张小饭桌、一个茶几和一对沙发。当时还是传统工艺，斧、锯、铇、凿都要使用。3厘米的木板，我解成三块，用鳔胶粘好铇平，作为书架的侧面用板，现在书架已经废弃不用，板子仍未开裂。工字桌是老虎腿的样式。沙发是利用一对吉普车换下的旧坐垫做成。茶几使用的都是边角余料。整个过程，没有发生一次截取材料和制作的“质量事故”。最后是自己上色、打磨、油漆。同志们看到我做的家具，大加赞叹，有位老师傅“鉴定”为“相当于三级木工的水平”。有的家具随我们调动到洛阳、郑州，依然在用。我后来还给老家家里做了一张写字台和一张工字桌，煞是令农村的老木匠称奇。
“75.8”大水灾
1975年8月5日～8月8日，由于3号台风深入内陆，形成强烈低气压。7日进入驻马店地区，与南下的冷空气形成对峙局面，在驻马店地区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这次降雨，5日量大，6日小，7日最大，而且集中在最后8个小时，时间短，强度大，雨型恶劣。暴雨中心最大3天降雨量1605.3毫米，24小时降雨量1060.3毫米，6小时降雨量830.1毫米。以上雨量均超过我国大陆历次暴雨记录。其中6 小时雨量为世界最高记录。
在这场特大暴雨中，河南省驻马店地区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竹沟、田岗两座中型水库，58座小型水库在短短数小时内相继垮坝溃决。由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亲自作序的《中国历史大洪水》（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一书披露，在这次被称为“75.8”大水的灾难中，河南省有29个县市、1700万亩农田被淹，其中1100万人受灾，倒塌房屋596万间，冲走耕畜30.23万头，猪72万头，纵贯中国南北的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8天，影响运输48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关于死难人数，众说纷纭，该书的说法是：超过2.6万人死难，而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常委乔培新、孙越崎、林华、千家驹、王兴让、雷天觉、徐驰和陆钦侃披露，死亡人数达２３万人。总之，由一场特大暴雨而引发整整一个水库群的大规模溃决——无论是垮坝水库的数目，还是蒙难者的人数，都远在全球同类事件之上。
石漫滩水库建于1953年，属于淮河流域的洪河上游，大坝为土坝，被称为“治淮第一坝”，在这场大雨中，5日20时水位开始上涨，至8日0时30分涨至最高水位111.40米，超过坝顶1.7米，大坝溃决。库内1.2亿立方米水量以每秒2.5万到3万立方米的流量，在5个半小时内全部泄完。我的家离石漫滩水库大坝仅数里远，我家南边不到二百米，就是水库上游的北边岸堤。水库上游的库区里平时根本没水，种的都是庄稼，离大坝更远的地方，还有村庄。那几天的大雨令人恐怖。暴雨来时，白天如同夜里一样黑暗，只要伸出一个脸盆，很快就能接满雨水。我的房子在楼房东头，山墙都已湿透。7日夜晚，我们眼看着水库里的水已经涨到堤岸，但是早晨一看，水库里空空如焉，我们一开始高兴“水落了”，突然意识到“不好，水库大坝垮了”。没多久。灾民们涌来，他们没有携带任何财物，只是用被单、草席等遮挡着身体，有的干脆赤身露体。公司马上召开会议，布置抗洪抢险。当我们来到大坝下游的灾区，无不为眼前的景象所惊呆：洪水经过之处，只剩下灰黄的大地，一个个村庄被一扫而光，翠绿的农作物荡然无存。河沟里、淤泥里，人畜尸体随处可见，惨不忍睹。马路两边高高的杨树上挂满了各种各样东西，有的尸体，竟也挂在树杈上……由于天气炎热，人畜尸体很快腐烂，只得就地掩埋。由于味道太大，抢险人员不得不带着口罩，有的带上两层，并洒上白酒。
我厂有两名职工的家属全部被洪水卷走。一位是厂办小车司机；一位是电工师傅，他与我还是温县同乡。他们的爱人和孩子，原来都在农村，好不容易接来全家团聚，安排在库区上游河滩的村庄里居住。7日夜里，司机出差没有在家，爱人和两个孩子被洪水冲走，寻找多日也没有找到尸首。我的老乡，在一家人生离死别的喊叫中，眼睁睁看着妻子和两个孩子被无情的洪水吞没，他自己死死抱住一棵大树，才坚持到洪水退去，活了下来。他不相信这是事实，一定要找到爱人的下落。我们陪伴他在水库下游洪水流经的地方寻找数日，竟被我们找到。此时人已浮肿得外人难以辨认，也很难搬运，只得就地掩埋。
如此惨绝人寰的大灾难，在“四人帮”猖獗的那时，竟然严密封锁消息，国人毫不知情，一直到30年后才浮出水面。据2005年5月28日discovery中“10 top technological catastrophe in the world”节目披露，在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的名次，居于印度博帕尔化工厂泄毒事件和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之前，而列第一的，是中国1975年河南驻马店地区系列水库垮坝事件。此次灾害，打捞到的尸体10万多具，后续因缺粮、感染、传染引起的死亡14万，共24万多人死亡，与次年的最大自然灾害唐山大地震死人数相仿，比埃及阿斯旺水库垮坝祸害更甚。人们纷纷开始回忆、追寻真相，反思原因。从真相中人们得出了共识：是天灾，也是人祸。希望完全的解密早日到来，希望反思能帮助我们深刻地理解科学发展观。
（注：本节资料来源于《南方周末》2005年8月25日第1124期；《中国历史大洪水》，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百度文库》等）
女儿被误诊
1977年7月上旬，刚刚2岁3个月的女儿郭秦生病，主要症状是发烧不退，只好到公司职工医院住院治疗。主治医师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没有临床经验，找不出病灶和原因就妄断为败血症，一直使用各种抗生素也没有好转。我们提出质疑并希望会诊，虚荣和面子却令他固执己见，坚持按自己固有的思路治疗。到最后，孩子肚子胀得和西瓜一样，高烧不退，已经奄奄一息，医生却束手无策。万般无奈我们决定立即转往郑州的大医院。夜里，厂里派车把我们送到漯河火车站，我们又匆匆转乘火车赶往郑州。此时爱人已经怀了第二个孩子8个来月。凌晨时分到达郑州，正下着大雨，孩子哭闹，我们就在火车站的商店里要了一些废纸板让孩子在上面睡了一会儿，挨到天亮，急忙往河南医学院赶。不料大雨过后，通往医学院的立交桥下面成了一片汪洋，公交车无法通过。我焦急万分，孩子的病又耽误不得，只好把孩子背在身上，和爱人互相搀扶着，趟着半身深的水，小心翼翼地走过了立交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