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我第一位良师益友
我在上海出生，并在那里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1957年跟随父母来到包头，1959年初又辗转到了北京，定居生活到现在。但在我心中，真正的故乡还是在上海，虽然那时年幼，对上海的印象不是很深，但乡情总是难忘，关于故乡的回忆和想念总是令我难以释怀。好在我的哥哥、姐姐和一些亲戚全都在上海，每年我都要找机会回去看望他们，缅怀儿时养育我成长的故乡，走街串巷，细细品味生煎馒头、粽子等小吃佳肴，了却心中的眷念。
解放前艰辛奋斗
1905年10月初，父亲出生于江苏省上海县曹行区磊曹乡。1911年至1914年间，父亲在私塾读小学，学习、种田、学木工三管齐下，都不耽误。但他不甘心在乡下虚度一生，从1925年开始，凭着会做翻样的一技之长，他更换了多家打工的工厂，上海市的久记、徐原记、唐福记等几个营造厂他都待过。直到1937年７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上海的工厂基本都处于日本人的控制之下。父亲虽然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但他性格倔强而耿直，坚决不当亡国奴，也不愿意在日本人统治的工厂里继续做工。憋着满腔的怒火，父亲一气之下和汉奸工头吵翻了，接着就离开了工厂，另谋生计。
那时的父亲已经三十多岁了，而且是四个孩子的父亲，重新找活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父亲的原则性很强，宁愿饥寒交迫，也不肯继续在日本人管制的工厂里屈辱偷生了。于是，靠着自己的手艺，父亲背起木工工具走街穿巷，沿街叫卖，干些给百姓们修理门窗、锁链、木桶等杂七杂八的小活。那时候大家的经济状况都不好，父亲也只能借此获得一些微薄的收入，甚至有时候人家没有钱付，只能给他一些大米、黄豆、绿豆，还有南方人喜欢吃的咸鱼和咸肉干作为报酬，他再把吃的东西拿回家来养活全家人。
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父亲重新出门找工作，仍然在章裕昌、茂顺、仁昌营造厂做翻样工[①]人。当时国民党统治腐败无能，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父亲所得仍是入不敷出，一家人苦苦支撑生活。“屋漏偏逢连阴雨”，父亲的前妻也在此时因病去世了。那时候我的大哥、二哥、三哥和大姐都尚未成年，需要有人来照顾和抚育。于是经别人的介绍，父亲认识了母亲，并在1946年左右组成了新的家庭。我的母亲名叫林妙泉，是上海市区一个普通市民的女儿。婚后，母亲一人负担起了这个有着四个孩子的大家庭，她勤劳能干，很会持家，一方面悉心照顾着四个孩子的生活，另一方面又辅助父亲，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家里有了母亲的照管，父亲就更踏实了，他一心外出找工作。可是当时的上海帮派流行，众多的帮会数不胜数，许多干活的手艺人为了有个靠山也都加入了各种各样的帮派，就连父亲的徒弟们也是如此。有人对父亲说：“你要不要也加入青帮或红帮？这对你以后也好。”生性耿直的父亲一口回绝了，而且始终坚持不参加这些组织。
因为父亲的倔强，他还因此遭到过帮会组织的几次殴打，父亲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也没有和别人说，直到后来母亲跟我们讲起，我们才知道。父亲没有加入帮会，找工作的困难就更大，但即便是这样，父亲也丝毫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哪怕因此失去了很多赚钱的机会，家里饥一顿饱一顿的，他也不曾后悔过，他相信穷人总会做主人的。
解放后热忱工作
尽管生活上还是入不敷出，但无论如何，我们这个家还是艰难地挺了过来。1949年5月，上海解放，老百姓重见天日，着实是大快人心。父亲这才扬眉吐气，重操旧业，经人介绍进入了国营的上海造船厂。这个造船厂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都享有盛誉。
后来，父亲去了交通部中国建筑公司天津分公司当技术员，之后就开始了他走南闯北的生活。他更换了许多工作，在全国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先后在邯郸市中纺织厂担任翻样设计、画图工程师，在鞍钢住宅工程处任技术组长。后来还在哈尔滨平房区汽轮机厂、长春市第一汽车制造厂、包头市华北工程公司、呼和浩特市第二毛织厂等工厂工作过。期间，父亲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虽然他一生默默无闻，但他的确是凭借着不断的学习和努力，在自己的岗位上踏实奉献，为祖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这期间，父亲经历了“三反”、“五反”运动，好在父亲的历史是清白的，所以并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打击，即使是遇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也都是宽宏大量，不会过于计较。
父亲这一辈子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不愿意麻烦别人。他自己受的委屈和苦，从来不告诉别人，哪怕是自己的亲人，他不想让家里人有负担。父亲一辈子不求人，只想本本分分地把本职工作做好，做到无愧于心也就好了。
解放初期北京有“十大建筑”[②]，我父亲基本上都参与了它们的建设。比如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建设时，父亲所在的单位隶属于负责建设博物馆的中国建筑公司。那时候，父亲已经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员，经过了助理工程师、工程师的逐步提升，成为了一名技术工程师，并直接参与了其中的一些工作。虽然父亲并不是负责整个工程的总工程师，但是他也因此备感自豪。和我聊天的时候，他说：“北京的十大建筑，我基本上都参与了建设，我的这一生也就无怨无悔了。”
父亲是我第一位良师益友
正是因为父亲为人正直，历史上也没什么污点，所以后来我参军非常顺利。一般人参军审查都很麻烦，各项条件都要符合要求，当时查到我父亲的档案，觉得我是“根红苗正”，马上就批准我参军了。
1959年2月，父亲调到钢铁研究院一工区任技术主任，钢铁研究院是北京极具盛名的单位，而整个钢铁研究院正是在我父亲的参与设计下最终建造起来的，所以这也是令他感到无比自豪的一件事情。
父亲姚国卿（1962年）
从1960年到1964年，父亲一直辗转于延庆、管庄及邢台、邯郸等地，参与大小工程的筹建工作，1965年3月，父亲响应国家建设 “三线”[③]的号召，调任重庆西南二局一公司万县市（现重庆市万州区）沙河子粗细木加工厂厂长和机运站长，一心扑在工作上，一干就是五六年。
在那段时期，父亲吃了不少苦，还正好赶上了“四清”运动和之后的“文化大革命”。父亲本身没有太多文化，所以搞“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领导提什么要求，他都是无条件服从，他就像是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他，他就毫不犹豫地马上到那里。
虽然要做很多事情，但是他还是会继续设计图纸方案，因为做图纸需要更精雕细刻一些，他喜欢其间的过程和做成之后的自豪感。父亲总是亲自勘察测量后再画图，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不到生产第一线去，怎么能知道新建厂房的真实情况，怎么能知道材料够不够、准确不准确？”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问题所在，才能重新调整设计，把工作干好。父亲非常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他说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候也不知道写入党申请书就可以入党了，他觉得只要诚诚恳恳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就可以了。现在想来，他能通过自己的奋斗，从一名普通农民，最终成为一名工程师，也的确是很不容易而且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