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之后，我结束了在武汉的实习，回到了舞阳钢铁公司。如果把在武汉钢铁公司的实习经历算作我的学徒生涯，那么在舞阳钢铁公司的前六年可以说是我迅速成长的过程。返厂之后，我并没有从事我实习时所学的计划工作，而是直接被安排在轧钢厂厂长办公室工作。其中原因和细节我毫不知晓，我猜想可能与实习队的领队兼党支部书记张宪德有关，因为他回厂后担任了厂长办公室主任。到这个岗位比到计划科别人可能还要高看一眼。我在这个岗位一直工作了六年多，虽然其间主任和厂长数易其人。我的岗位并没有正式任命，但办公室除了主任以外，就是我和一个通讯员、一个司机、一个打字员。我负责的是文字工作，比如拟写文件、通知、厂长讲话稿、全厂的工作总结和工作安排，厂长办公会的会议记录，以及完成厂长随时交办的工作，相当于“秘书”的角色，人称办公室“大员”。我同时兼任厂团委副书记。当时轧钢厂员工有一千多人，青年工人八九百，团的工作还是非常重要的。
舞钢的干部队伍结构，有几次大的调整。开工初期的舞钢建设指挥部大多由河南省直机关干部和地方党政领导组成，这些人“文革”中遭到打击和排挤，舞钢上马时调来，所以那时的舞钢真可谓“庙小神灵大”，比如最早的指挥长是“文革”中被打倒的原信阳地委书记赵定远。以后全国各地的钢铁企业陆续调入技术和业务骨干，干部结构渐有变化。我回厂时的厂长叫张光甫，原任河南省经委办公室主任。他籍贯焦作，虽出身富门，但解放前即参加革命，打过游击，50年代曾就读于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我和他也算有同乡同学之名。此人虽闹过革命，却很有才学；虽有才学，却没书生之气。他身材矮胖，不讲仪容，不拘形式，反应机敏；工作上视野开阔，很有气魄；用人待人方面，大胆用人，充分信任，不端架子。我评价他是“颇有曹孟德之风”。这在我们传统的官僚体制内比较罕见。我此生只逢此公一人。我们之间经过短暂的了解和磨合后，合作便渐入佳境。我给他写的文稿，比如讲话稿、年终总结、工作安排等，从未被推倒重来，一般是稍作改动和修饰即可。而经他改动后重点更突出，经他修饰后便增添了文采，具有了感染力和鼓动力。他一般不通过主任而是直接给我布置任务，而主任张宪德同志也从不过问我的工作。办公室可以说在默契和有序中运转。那一段时光忙碌而充实，领导交给的任务，我一般不会隔夜就完成，即使如全年的总结和工作安排。
和张光甫厂长共事几年，我仅受过他一次批评。记得那次他要外出，让我安排小车。当他已经来到乘车地点，汽车还没到来，他便说道：今后这样不行，哪有让领导等车的？由于平时接触很多，我们相互间没有其他形式的交往。仅有一回，他给我写了一封信。1975年春节，他休假回郑州家中，我也回温县探亲。春节后收到他一封简短来信，让我返厂后抓紧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他还应我所请给我办了一件私事，我三弟初中毕业后，在家呆了几年，为找出路，打算参军，但竞争激烈，而有可能没把握。当时温县的县委书记是张厂长的老部下，我向他提出此事，他爽快应允，写了一信，三弟之愿得以顺利实现。也是在厂长办公室这段时间，我有了抽烟和喝茶的习惯，烟抽得还比较厉害，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被熏得发黄。这一来是由于常常夜里加班，抽烟能够提神；二来工厂里抽烟的人较多，“独善其身”似乎也不方便和大家打成一片。同志们来到你的办公桌前，大多都要扔过一支烟来，彼此见面也会先递过一支香烟。那时抽的一般是2毛5分钱档次的烟，偶尔会有“大前门”、“牡丹”一类的高档货。
当时的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种领导体制的痼疾是企业里的一把手、二把手搞不好团结。唱“将相和”的少，搞“潘杨斗”的多。相处好的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彼此高风亮节，以大局为重；二是一个能力很强，一个甘当绿叶，两者相安无事。而大多数情况是勾心斗角，没完没了。这是人性使然，而制度又没有很好地安排和约束。这种体制的另一个缺点是权责不清，工作效率低下。党委决策而不负责，厂长负责而不能决策，特别是在任用生产技术干部上。党委的工作越位、缺位和错位经常发生。轧钢厂也超脱不出这种宿命。遵循着这种体制，一千多人的轧钢厂，有着健全系统的政工组织。书记、三位政治部主任、多位科长、秘书，蔚为大观；党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等部门众多。尤其是其人员大多来自河南省委机关，比如书记和负责组织的政治部主任，均是原省委组织部的干部，政治斗争是其专长。技术和业务干部在党委中所占比例很小，厂长虽兼任党委副书记，但党委的日常工作很难参与。尤其是在他们眼中，张光甫是个另类，政治上难于驾驭，不可信任。所以轧钢厂党政两套班子，平日里就是各吹各的号，各弹各的调，不和谐的声音和行为不断出现。
厂办六年
1975年，批林批孔开始，矛盾激化和显化，厂子里重现大字报、大标语，互相批判和攻击你来我往。在我分到轧钢厂前，厂里中层以上的班子已经调整安排过，自然是由政工部门领导主导。据说当时有人弹冠相庆道：张光甫再能，也跳不出我们的手心。不料运动伊始，中层干部绝大部分倒向支持张光甫。有句话叫做“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否是人们对有些人一惯整人的套路感到厌烦？有些人平时见人满脸堆笑，背后却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一旦入了他们的另册，在一元化的社会结构里，一辈子你就没有了希望。虽然工作让你做，有些活动让你参加，你甚至觉察不出歧视，你甚至还感到前途有望，但别人却死死地把控着你的“入党、提干、加薪”三关，你永远也逾越不过，永远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因为这些人掌管着人们的“功名录”，把捏着你的“生死簿”，生杀予夺，平日里人们对其诚惶诚恐，其实内心深处对这种整人的做法早已厌倦和憎恶，于是有了机会便会表现出来。
正在关键时刻，张光甫出了私生活问题。虽然没有发生实质性关系，但是对方如获至宝，便如现在流行的说法“大肆炒作”起来。霎那间，大字报大标语，刷满了公司几十里厂区。这真如《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英雄盖世，并没多少龌龊之事，但第一次战宛城时，却贪恋守将张绣婶子的女色而导致大败，折了担任“警卫队长”的大将典韦，失了侄子和爱骑。张光甫是在错误的时刻做下了错误的事情，从此沉寂了数年。后人当以此为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舞钢工作的省直干部掀起了返城潮，差不多都回到郑州。来自省委组织部的几位重返原岗位，有的手握干部调任大权。而张光甫虽全家都在郑州，却始终未能调回。他后来担任公司经理办公室主任，孤独一人在舞钢生活直至退休。退休后舞钢公司给老头在郑州买了一套房子，老头得以回郑州生活。不过调回组织部的原厂里领导说过，娃娃们是上当受骗，以示宽大为怀，不会为娃娃们调入郑州设置障碍。
旅行结婚，建立家庭
我从武钢返厂不久，经我厂孙广安同志及其爱人介绍，认识了我的爱人何瑛。她籍贯甘肃天水，中学在玉门就学，毕业后经招工进入酒泉钢铁公司工作。酒钢特厚钢板项目内迁时，她们随迁来到舞钢，旋赴齐齐哈尔重机厂、郑州煤机厂实习后返厂，在舞钢机修总厂工作，从事机械加工。她们才是舞钢的“元老”，舞钢建设之初即来到舞钢。我们是1974年6月结的婚。舞钢当时的建设方针是“先生产，后生活”，职工居住的是一排排干打垒的草房。我们结婚时调了一套有里外间的房子，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也没有购买任何家具。同志们送来了各种家居用品，锅盆碗灶，暖瓶茶杯，床上物品，应有尽有，家常实用。由于工作忙，我们也没有休婚假和探亲假。可能是这个原因，领导7月份给了我一个公私兼顾的差事，按现在的说法叫“人性化管理”。此前，我厂有一辆吉普车（那时轿车极少），送往上海修理，但迟迟没有修好，厂里便派我到上海催办此事，我便携妻子同往。那个年代，旅行结婚是一件非常潮的事，我们这种也可算作旅行结婚吧。临行前，不少同志到车站给我们送行并合影留念。当时交通不便，舞钢到郑州或先坐两个多小时汽车到漯河，再转乘两个多小时火车；或者直接坐七八个小时长途汽车。总之，哪种方式都需要一天。我们直接坐长途汽车到郑州，住了一夜，又乘火车到达上海。我们住在离外滩不远的一家普通旅馆里。那时物价很低，一个单间，一张大床，一天才十多元钱（是12元，还是14元，我记不清了）。早上一般到外滩活动身体，夜晚到外滩或人民广场乘凉，平时便逛逛大街、商店、城隍庙、公园。在上海我们拍下了一张结婚照，就是黑白的那种。那时代是没有婚纱照的，因为婚纱照被贴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至于购物，那是谈不上的。记得我给爱人买的最贵的东西是一件毛涤的上衣。戒指、项链那时是不能戴的，也没处能买，因为它们都“散发着资产阶级的臭气”，是会腐蚀“人们的革命意志”的。当然，即使能够买到，我也是买不起的。另外我们买了一个中间有时钟的收音机，一把塑编的藤椅，两个小竹凳。这些东西并不贵，但挺时髦。那台带时钟的收音机，几年后我带回老家，街坊邻居都啧啧称奇。尤其令我感叹的是那时的产品质量真好，椅子和竹凳使用多年而不坏。那把椅子我后来也带回了老家，一直使用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