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河南医学院一检查，便清楚了病情，原来孩子得的是阑尾炎，肠子已经溃烂。第二天作了手术摘除了阑尾。手术虽然顺利，但由于耽误时间太长，孩子骨瘦如柴，非常衰弱，刀口化脓，迟迟不能愈合，手脚经常抽搐、痉挛，还休克了好几次，我和妻子被吓得不轻。后来注射了几次血清，才把孩子从死亡线上救了过来。经过十多天，总算拆了线，但医生叮嘱我们，不能离开郑州，需要在这里观察一段时间。于是出院之后，我们住到已经调回郑州的我的领导张宪德家中。
主任家被偷
张宪德同志回郑州后在省电视台工作，居住在一个平房院里，两间房子十分宽大，外边是个小院，有一个简易的篱笆门。他们腾出一间让我们一家居住。她爱人像家人一样招待我们，精心照料着我的女儿。一天晚上，两家人在外面乘凉聊天，一直到很晚才睡觉。因为天气炎热，房门没关，仅挂有一个竹帘。岂料小偷半夜遛了进去，偷走了许多东西，包括电视台进口的高级照相机、老张家的粮票、我的现金、粮票、衬衣、裤子、皮带等，所幸的是人身没有受到伤害。老张及其爱人一直安慰我们，我们却懊悔和愧疚不已。小偷是阎王爷不嫌小鬼瘦，我们是屋漏又遭连阴雨。后来，这个小偷在其他地方作案被抓，供出曾在此偷盗，并被警察带到现场指认。原来是一个流窜的惯偷，那天随机“光顾”几家，恰逢我们没有锁门，便遛了进去，洗劫了一番。
切除大半个胃
那年夏天50多天，我没有安稳地吃过一顿饭，也没有平静地睡过一觉。在河南医学院，爱人晚上护理孩子可以睡在医院的病床上，我就找了一张破蓆子，睡在外面的水泥地上。有时候医护人员怜悯，睁只眼闭只眼，允许我在病房的走廊地上休息休息。回到舞钢仅一个星期，爱人分娩，我们的第二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我既要照顾月子里的妻子，又要照顾大病初癒的女儿。这时厂区的铁路路基出了问题。考虑到自己离岗已经两个月，年轻要强，我很快就去上班，到工地挑铺路基的石头。这种活计是很耗费体力的。那些日子我每天早晨收拾好了家里一切，再匆匆忙忙地赶到工地，挑了一天石头，晚上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后，还要照顾妻子和女儿。我无暇照顾自己的身体，有时吃饭就是抽空扒拉几口。幸亏我姨妈从老家过来帮忙，否则，我根本照顾不过来。
在爱人坐月子还差一个星期满月的时候，我突发急病。
1977年9月30日早上，我忙完了家务已经过了8点，一边心里急着上班，一边就蹲在地上抓紧吃早饭。眼看就要吃饱，这时女儿叫道：“爸爸，我要去厕所”，我就猛地一下站了起来，提着女儿往厕所里一放，瞬间，我的肚子剧烈疼痛，我一下子就栽倒在地上。听到我的惨叫声，爱人和姨妈慌作一团。爱人赶快呼唤还没有上班走的邻居，大家找来一辆板车急忙把我拉到了3里以外的公司职工医院。经检查，我得的是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导致胃穿孔并引起急性腹膜炎，需要立即实施手术。这时单位领导已经闻讯赶到。由于我爱人坐月子去不了医院，经单位领导签字，当天下午给我实施了胃大部切除手术。
所谓“腹膜炎”，就是胃液经穿孔流入了腹腔，污染了腹腔。所以医生不仅要对胃实施手术，还要反复清洗腹腔，这就破坏了肠子外面的保护膜。所以做过腹腔手术，特别是胃穿孔合并腹膜炎，术后要尽早下床活动，否则就会留下肠粘连后遗症。不知是做手术的医生疏忽，还是缺乏经验，术后医生并没做特别叮嘱。护理我的同志也没有这方面经验，我自己同样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手术过程中我全身麻醉，术后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一眼看见胸前那么长的刀口并隐隐作痛，只想到要好好保护刀口，仰卧在床上，一个身姿保持了几天，更别说尽早下床活动了，结果留下了肠粘连后遗症。
手术后的病人需要增加营养，特别是胃切除后，还需要少吃多餐，一天吃上五六次，并且从流食半流食开始。而我家里，女儿大病初癒，儿子刚刚满月，爱人身体虚弱，帮忙的姨妈身体也不强壮，同时从农村过来不久许多还不适应。她们自顾不暇，哪有时间和精力悉心照顾我?加上当时的我，情绪非常低落，心情非常不好，所以一个多月后刀口也没有愈合，还化脓出血。一位医生朋友知道情况后数次到我家来，清洗刀口和换药。这些处置都没有打麻药，每次都疼得我大汗淋漓。
种种原因造成我术后恢复不好，身体特别虚弱，动不动就感冒、发高烧、虚脱。那些年，我成了医院的常客，每年都要住上几次医院。不是肠梗阻，就是发高烧，几次被抢救。记得有一次，我高烧不退，输上液后十多分钟，便浑身抽搐，缩成一团，昏迷过去，医护人员赶忙把我转移到抢救室，用剪刀剪开我的背心，身旁放满冰块，几台风扇对着我吹，当然也打了一些针，几个小时后，我才苏醒过来。
至于肠梗阻，已经伴随我、折磨我数十年。从1977年迄今三十多年里，数十次犯病。早年是每年多次，后来是数年一次。犯病时，腹部疼痛难忍，呕吐不止，连胃液胆汁都吐了出来，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眠，情绪焦虑，浑身是汗。少数情况能自行缓解，大多数是实在坚持不下去，只好住院。住院后一般都要插上胃管，进行胃肠减压。缓解之前，滴水不入。最多一次，5天才得以缓解，也就是5天里不吃不喝。有一次到南京出差犯病住院，只好让我爱人赶到南京护理我。还有一次来北京出差，住在船舶公司的招待所，同窗好友李树本见状吓得不轻。离开舞钢后，我先后到两个高校任教，单位里几乎没人知道我有这种经常发作的老病，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个半残之躯。恰好高校教师的工作比较独立，属于个人的时间较多，方便了我的隐瞒。犯病住院，我也不告知别人，都是由家人护理。即便遇到别人，我也含糊其辞敷衍过去。至今饮食方面我都特别在意。比如，凡吃饺子和大米干饭，都要先吃碗面条。特别是外出就餐更是小心，每次吃饭我都是最后结束。不知者谓我好胃口好饭量，其实我是必须得先喝汤，再吃青菜豆腐，然后少吃些干饭和易消化的肉类。饭后切忌蹲下，其他如防寒、制怒，都是须臾不可掉以轻心的。
其后数十年的人生中，我经常反思，为什么刚刚而立之年的我（那年我31岁），身体便折戟沉沙垮了下去？是宿命，还是本可以避免？其实，在我病前，我的身体、精神都已到了崩溃的临界点。在生活上，我自恃年轻，长期没有节律，缺乏对身体的“检修和保养”。在我动手术前，我连医疗本都没有办理，而是在住院时才临时办了医疗本。据医生讲，我胃部的溃疡面仅有绿豆大小，并不典型和严重，那年春天我曾经感到胃部有些不适，如果及早就医，也许能够避免急性穿孔。在工作上，争强好胜，从不示弱，不甘人后。经济上，父亲去世前，连着盖两座房子，欠下不少外债；母亲体弱多病；弟弟们尚小，有的还在上学，有的勉强自立，都还没有成家；而我毕竟已经有了“小家”，添了两个孩子。经济的重负像大山压在我的心头。女儿害病期间，我的身体、精神进一步透支。可以说，我承受着中年人所有的压力和冲突，并且重于常人，但我还没有跨入中年人的年龄阶段，还不具备中年人的豁然和从容，还没有中年人化解压力和冲突的心智和能力。我生命的弓弦绷得高度紧张，压力的曲线一直在高位震荡，一遇冲击，弓弦瞬间断开，生命的曲线便掉头向下，直落平川。历史不能“假如”，人生难以“也许”，惟愿我的“后悔”能与别人共戒。
“病”久弥坚，常怀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