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四人帮”已被打倒，当年4月又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提倡尊重科学，重视人才。冰河已经开冻，学术理论界欢欣雀跃，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到处都在谈论按经济规律搞建设搞生产。
而我所在的舞钢的现状却令人堪忧。我国的特厚钢板项目选址历经十多年，最后花落舞阳。而此处，矿山资源的储量和品位远低于预期，水资源有限，这对于一个钢铁企业来说是先天不足。舞钢建设规划又没有扬长避短，而是要全面开花，建一个从采矿到轧钢的联合钢铁企业。结果从1970年开工到1978年，“八年抗战”，花掉国家六七个亿，仅建成一个半拉子的轧钢厂。舞钢的现状，职工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们的命运和舞钢息息相关。青春年少的姑娘已经熬成了婆娘。从全国四面八方调来的骨干员工，无处施展身手，日复一日耗费着后半生。在高谈“尊重客观规律”的社会大潮激荡下，他们心绪浮动，议论纷纷，急切希望上级了解舞钢，做出正确决策，使舞钢早日建成投产。
我感同身受。我的专业就是经济管理，又在厂办工作多年，接触的都是管理层面的东西，对公司发展具备了一定的整体思维能力。于是，有一次在和同志们热火朝天议论舞钢现状时，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写点东西，向上反映反映实情，从而引起上面关注，并最终解决舞钢的建设和发展问题。对舞钢的情况，甚至许多资料数字，我熟稔在胸，仅仅二三个小时，一篇两千多字的《关于舞阳钢铁公司基建等情况的调查报告》便已写成。除了反映舞钢选址、基建中的问题外，我在文章中提出两条建议，一是集中力量建成轧钢和炼钢，其他项目果断下马；二是就近和别的大公司联合，以保证钢材原料的供应和方便管理。我在厂办，发信也很方便。交给通讯员小刘，第二天便发了出去。当时我投了两个地方，一个是《人民日报》，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寄出之后，我抱着“隔墙扔砖头”的心态，置之脑后，并没抱任何希望，也没去追问结果。
突然有一天，我爱人所在的机修总厂传来一个“小道消息”，我写的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内参登载了。原来，机修厂有一位来自北京的知识青年，她的母亲在《人民日报》资料室工作，她母亲来信告诉她：“你们公司有个人叫郭济兴，写了一篇报告很好，被内参刊载了。”她和她的爱人都与我爱人熟悉，便告知了我爱人。听到这个消息，我稍有些兴奋，但并没重视。因为那时根本不知道《人民日报》内参是什么样的刊物，不知道它的地位和作用，我还在期待着，即使不能公开发表，也应该给我一份样稿和一些稿费。
我在平静中继续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爱人在大街上遇见了公司计划处处长，他们都是从酒泉钢铁公司调来的，彼此认识。处长以长辈关怀的口气问道：
“小何，你结婚了没有？”
“我结婚了啊。”
“你爱人干啥的？”
“在轧钢厂办公室的。”
“从哪来来的？”
“分来的大学生。”
“哪个大学的？”
“人民大学的。”
“人民大学的？咱们公司还有个人民大学的，叫郭济兴，写了一篇文章……”
“那就是我爱人。”
原来公司书记带领干部处长、计划处长等人，刚去冶金部出差回来。计划处长生动地讲述了部长们以及部长的秘书们，对我所写报告的重视以及对我本人的夸赞。
此后更多的消息传来，我对内参的神秘面目有了一些了解，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基本清楚。《人民日报》内参仅供高级领导干部阅读，对外保密，当时冶金部只有两份。我的调查报告内参登载后，引起了国务院某领导的重视和赞赏，这才有了冶金部领导对我的询问，以及“人才难得”、“管理专家”一类的话语。部长让我们公司书记看了我写的文章，书记当时承认，写的属实，写得很好。
看来，我的文章起到了我预期的效果。消息很快在整个公司流传开来。职工们感到高兴。我心里想，稿费给不给无所谓了，只要舞钢的问题能够很好解决，领导满意，群众高兴，我愿足矣。我猜想领导至少会表扬我一下。
我太幼稚了。
后来知道，书记从北京回来后，很快就召开了处长、各分厂厂长以上干部会议，并在会上严肃讲道：“有人对舞钢建设有不同意见，给《人民日报》写了信。”会后，迅速调查我的情况，紧接着没有说明任何理由便调动我的工作，决定让我到人事科。其实，从我的身体状况考虑，从我今后的发展考虑，从事人事工作很好。我只是十分不满这种不明不白的工作调动，我询问相关人员具体原因，他们各个三缄其口。
初试啼声，一鸣惊人
几位厂长一直十分照顾我，但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也不方便和我细谈。和我谈话的是厂里从公司机关新调来的党委书记，他并不说明调动我的原因，只是含沙射影给我施加压力：“如果你对我们的调动不满意，可以再给《人民日报》写信，让中央领导给你解决问题。”由于从小喜好传统文化，我颇有点士大夫的性格特征，比如“士为知己者死”，“受人滴水报之涌泉”，“士可杀而不可辱”等，向来吃软不吃硬，越压越强项。面对压力，我的倔强脾气上来了——不说明白，就是不去。于是，彼此僵持起来。领导下不了台，只有停发我的工资。当时我不仅身体还很虚弱，经济也十分拮据。
我心里的冤屈无处诉说，甚感窝囊，十分不甘，于是又给《人民日报》写了封信，反映我的遭遇。没料到这封信又被内参登载。《人民日报》还针对此事，没有点名，公开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过了一段时间，又配发了整整两版的群众来信评论这件事情。《人民日报》后来还派了一位叫白林材的记者来到舞钢了解情况。白记者本想见我，我却回老家休养身体去了，双方未能谋面。
冶金部一位姓陆的部长，这期间也来过舞钢。舞钢这个地方，部长来过的不多。陆部长究竟有何公干，我不了解。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即陆部长批评了公司领导在我的事情上的所作所为。部长的秘书曾找我谈话，给我很大鼓励，他说：好好工作，你现在的基础不错，部里也都知道了你，云云。
总之，有了以上一些过程，我的工资补发了，我也调离了轧钢厂，来到公司教育处，后来主要负责公司的干部培训。
一篇报告与人生新路
《调查报告》的风波给了我深刻教训。社会复杂，人心叵测，体制有缺，书生的单纯和美好愿望，往往碰壁。好在我身逢一个好的时代，党中央机关报和上级领导给我做主，所以并未遭遇大祸，还可以从头再来。在以后几十年里，我一直不踩两条红线，一是不要急于求成，越级反映问题；二是莫要轻言告状、喊冤。这两条看起来有点消极，但却有哲学道理，正所谓物极必反，欲速不达是也。即使如此，前几年我看到一些文章，仍然惊得一身冷汗。在极左思潮猖獗时，新华社有七位分社社长因写内参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化大革命”中，曾有新华社记者，因写内参而获罪，被判刑坐牢，搞得家破人亡，付出惨重代价。（参见《我在＜人民日报＞写内参的经历》，金凤，《炎黄春秋》2005年10期）